在育新良种场的局面打开后，刘永好越来越感到宣传的必要了，单靠最开始的口口相传显然已经不够了，但怎么宣传呢？中国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广告的概念，农村更是如此。从未听说电视台、报纸、电台可以替某个产品做做广告。1979年，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第四版发布广告，这是新中国的生产资料第一次做广告，这一举动甚至让当时宁江机床厂的厂长做了蹲监狱的准备，后来薄一波表扬这一广告，“这则广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立了一功”，厂长才安心。

在封闭的社会有广告的思维显然不容易，但可借鉴的方法几乎为零。刘永好做广告只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在一次收购种蛋的时候，他注意到一户人家的对联上手写了一个地址，大概是随手写上去的，于是刘永好在回家的路上脑子一激灵：对啊！我也可以把良种场的地址写到对联上，再写明我们有什么良种鸡，对联家家都贴，这样大家不就知道了？但在别人的对联上去写字人家肯定不答应，所以刘永好想到在春节时如果给家家都送副对联，在对联上加上良种场的信息，应该慢慢会引起人们注意。

但很快他发现这个办法并不是很好，因为对联必须一张一张手写，成本高效率低，但对联的传播效果还是不错的，家家都贴，也能保留很久，他由此想到了门神。川西地区农村在过春节时时兴贴对联请门神，都要红的，讨个一年的好彩。但那时卖门神的少，也很贵，一般农民买不起，刘永好就和哥哥们商量：我们给四乡八村的农民送门神怎么样？用油印的方式，可以批量印，把良种场的电话地址产品都写上去。几个哥哥一听，好啊！但去油印厂很贵，买一台油印机几十块，成本不是又很高？刘永好胸有成竹：“没事，我去学校借一台油印机。”

刘永好回自己工作的学校借了一台油印机，就准备开工了。他先做了一轮调查，趁着收蛋的时候问农民们：“送你家两张门神画要不要？”对方一般都会说：“要！你要不要钱啊？”一听刘永好说不要钱，几乎都跟刘永好要门神画，刘永好还问了对方的喜好，总结了几条，刘永好就回学校开始设计门神画了：颜色要红黄套色，这样的配色农民喜欢；门神的表情要和善，但也一定要威风——这是农民们的要求；然后他加上自己的要求：画上一定要有一定空白，他要用来写育新良种场的地址和产品品种：“新津县顺江乡七大队三小队，高家花园，育新良种场。大量提供红波罗良种鸡，并收良种蛋”。

设计好了，就赶紧开始印。先要刻好蜡纸，刘永好自己刻了几张，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字写得太差，画也画不好，干脆请人刻算了，于是请一个会画画的朋友上阵，刘永好划好格式，拟好文字内容，然后朋友就开刻。效果很不错！刘永好去买了很便宜的红色土纸，用黄色的油墨，或者买黄色的土纸，用红色的油墨。这样下来，成本很低，一开始印几十张，刘永好兴冲冲就带到新津，趁收蛋的机会贴到对方门上，他发现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有免费的门神贴嘛！在贴门神的同时，刘永好趁机也发几张同时油印的小宣传单给对方，上面清楚写了育新良种场在哪里，怎么走，有些什么良种鸡，价格多少。

刘永好在新津周围方圆二百多公里的农村到处收种蛋，这些门神和小宣传单就跟着他被到处张贴。不出所料，效果果然特别好，来买种鸡和卖种蛋的越来越多了，最开始两毛多一个蛋，几个月后开始飙升了，三毛、四毛，一年后卖到了五毛！生意越做越好。刘永好的门神也越印越多，一次印几百张甚至上千张。这些门神画上面都特别清晰地写着：育新良种场。

刘永好开始对送门神给农户张贴的宣传方法又不满足了，他想到了农村的院墙——写在墙上更多的人能看到，字大，醒目，行人经过都不得不看一眼，宣传效果更好。

用什么原料往墙上写也是个问题，开始用墨水，墨水是黑的，农民看到了不高兴，觉得不吉利，好不容易劝说农民答应在他家的外墙上写了，人家一不高兴又不答应了。刘永好于是换用油漆，油漆可以是其他颜色，但油漆实在太贵了，很不容易干却又很容易剥落。于是再换！这次换了涂料，总算稳定下来了。但刘永好觉得自己的字不好看，于是又请一个擅长书法的朋友写，三块钱一条，写了一阵后因为越写越多，刘永好发现能写的地方越来越多。于是更多人帮忙来写，价格也涨了：五元一条，四川农村农房一般都有土墙刷上白涂料。

墙体广告就这样被刘永好在农村破旧的墙上发明出来了，据说制作墙体广告五元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个价格是当初刘永好就开始实施的。后来这一个广告形式被某保健口服液大量使用，把墙体广告推到了极致，刘永好开玩笑指指自己：“其实，祖师爷在这里呢！” 土墙写上黄字后显得洋气多了，也很干净，农民很喜欢。一开始送一包烟给农民即可，后来写多了，按三块至五块每平方米的价格包给人写。在80年代中期，川西各地方圆几百公里的农村到处可看到育新良种场的白底黄字的墙头广告。后来，当单张张贴和墙体广告发展成城市“牛皮癣”的地步时，刘永好很是恨铁不成钢：“简直侮辱了我的创造，我们那个时候贴，越贴人家越高兴，觉得喜庆。你看现在，简直污染环境，连厕所都进，没有原则了。”

——摘自《藏锋——刘永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