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蚌埠墙体广告 摘要：中国铁路自运行以来便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甚至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从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铁路记忆空间可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历程：少年迁居上海；青年插队蚌埠；中年回调上海。“上海———蚌埠”铁路线像一条纽带，维系着她生活的东西南北，见证了她情感的喜怒哀乐，也成为结构文学意象的重要资源。王安忆的创作更是充分凸显了特定时期人们的铁路空间意识，表征着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与精神指向。
　　自1876年吴淞铁路建设开始，中国铁路讲述了一个个中国故事，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承载了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其中，对老知青来说，自六十年代北京站发出第一趟知青专列后，铁路便成了大多数知青回家的希望和主要的交通工具，知青一代也由此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曾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插队的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文学创作中为我们呈现了那一代人别样的铁路空间记忆，既为我们提供了铁路空间意识感性外化的创作典范，更为我们多角度进行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视角。
　　一、文学创作中的铁路空间记忆
　　当下，中国已进入高铁时代，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绿皮火车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王安忆未满一岁就坐着火车迁居上海，十六岁挤着火车插队蚌埠，很长一段时间乘坐绿皮火车奔走于“上海-蚌埠”两地既是王安忆的现实人生，也是王安忆的文学创作的叙述对象，更是那一代人区别与中国高铁时代的不同的时空记忆。
　　(一)少年迁居上海：金色的铁路记忆空间
　　王安忆1954年3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因母亲茹志娟转业到《文艺月刊》担任编辑，随家人迁居上海，住在最繁华淮海路上，家中有保姆，物质生活丰富，少年时代幸福快乐的生活总有铁路相伴。
　　王安忆迁居上海时在火车上拉肚子了，所以王安忆“一个‘同志’的后代，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王安忆小学阶段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多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外事接待活动较多的时候，她所在的小学经常会被派到接外宾的任务，王安忆也曾迎接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大型访问团。这时的铁路记忆是“火车终于来了。一团白烟，方才扑面而来，火车已经铿锵过去。”孩子们接受这样的任务总是快乐又激动。少年时代王安忆有两次随母亲坐火车到南京看父亲的经历，她至今还记得那时坐火车的激动：“情绪在奔跑中亢奋，近乎狂热的。我一边奔跑，一边尖叫：妈妈，快！妈妈也变得兴奋起来，大笑着……”在王安忆的眼中他们跑进了“那明亮的，温暖的，有着居家气息小格子里。我们在空火车座之间来回跑着，我们的亢奋几乎无法遏制。”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王安忆他们热衷到乡下去宣传毛泽东语录和唱革命歌曲，火车都是无票搭乘。王安忆的表兄、表姐要参加大规模的串联，他们看在王安忆会拉手风琴的分上，也会带上她方便进行宣传。王安忆把他们的行动当作乘火车旅行。
　　王安忆少年迁居上海的铁路空间记忆虽与当时生活中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联，但因有父母撑起家庭，所以王安忆只要在文中提及坐火车都是快乐的回忆。坐火车的快乐掩盖了生活中严酷的那一面。就如茹志娟在日记中说“自己要扛下命运的重闸，让孩子接着做无忧无虑的孩子，看孩子在闸下游戏。”王安忆在《本次列车的终点》中也说道：“他的少年，他离开上海时，心中留下一片金色的记忆。”这也是王安忆少年迁居上海铁路空间记忆的主色调。
　　(二)青年插队蚌埠的历程：灰色的铁路表征空间
　　1969年全国上山下乡一片红，坐火车出发和回归都与知青群体生活休戚相关。王安忆将奔波于“上海-蚌埠”的插队生活表征在铁路之中。
　　在文革最动荡的那几年，母亲茹志娟将王安忆关在家中，王安忆“觉得上海的生活太无聊了，无聊到病态，就想改变一下环境”王安忆在插队到安徽的二十四小时前办好手续。火车开车时，同行上海杨浦区的知青和站台上的亲人哭成一团，跺脚跺得天响，甚至有昏倒，离别的场面惊天动地。王安忆在铁路上没有哭，铁路空间充满她对农村的想象，王安忆想当一个农民。同时“知青集体出发启程总是被政府看作是组织一场大型仪式的大好时机，可以借机突显上山下乡的革命及光荣意义。”刚开始王安忆带着满腔理想，想积极表现，但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王安忆的革命热情，使她心中的那股劲渐渐松下来。“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抑郁。”这时节，王安忆开始想念家人与上海，她“已有些自暴自弃，经常回上海。”在报考文工团时，王安忆也是沿着京沪铁路，往南逼近，觉得只要靠近上海就离自己的想象近一些，只要回上海就可以解决一切。王安忆在短篇小说《蚌埠》中说道“蚌埠四周的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成群结队的知青。很多人都是冲着蚌埠的铁路来这里插队，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我们离开那里就没有想过再能回去那里，从此也只能是那里的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前途是渺茫的，在渺茫中，这却是唯一的维系。所以，在这一刻里，四周的知青们，便像战乱中的难民一样，直奔向铁路而来。”
　　王安忆到安徽插队时只有16岁，少小离家，告别城市舒适优越的生活，从事农村原始艰苦的劳动，农村生活让她灰头土脸。“扎根农村”永远当一个农民更让她感到灰心丧气，永远看不到希望，就如她在《蚌埠》中说：“从蚌埠上车，带上火车的行李，里面装满了秋收的花生、芝麻、红薯等。庄稼上的尘土从旅行袋的布缝里挤出来，人都是灰头灰脸的。”这也是王安忆青年插队蚌埠的铁路空间表征的主色调。
　　(三)中年回调上海的启悟：橙色的铁路表意空间
　　程光炜在《十年回家———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与1980年代“知青返城潮”》一文中指出“诗人食指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本次列车终点》，鲜明地标示着中国当代知青史的‘起点’(1968年)和‘终点’(1979年)。从‘离家’到‘回家’，两千多万知识青年终于在历史转折点踏上返乡之路”虽是返乡之路，对王安忆来说却不像程光炜所说“终点”，而是人生又一个起点。
　　此时调入上海的王安忆已与徐州某乐团指挥李章建立恋爱关系，并于1981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每次李章来上海探亲返回时，王安忆送他总会由铁路联想到他们的知青岁月，“离了他就不知怎么办才好。他送我上火车，谁也比不上。春节时分，火车总是特别拥挤。他一手拉住车门把手，一手推开人群，他不让列车员放下踏板，就把我直接从站台提上了火车。像打仗一样挤上火车，就是我们的约会。”王安忆调回上海，李章仍在那内地小城。调动延续了足足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王安忆说“我们将一条铁路线走得烂熟，你来我往。旅途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王安忆购置了保温瓶，饭盒，在车厢橙色的灯光下读着阿略莎·克里斯蒂的书籍，慢慢地翻书，细细地品读，漫长的旅途带着对未来有新的憧憬和期待变成了最要珍惜和留恋的记忆。王安忆调回上海的第8年，李章才调到上海和王安忆一起建设他们橙色灯光下温暖、简陋的家。在一起的日子，烦闷又袭上心头，王安忆从家出走看见白烟滚滚，火车无声地驶过，又使她想起旅途。王安忆回眸曾经的铁路之旅以藉取抚慰心灵的力量。此时的王安忆再回到城市，随着社会动荡的结束，不停的告别与分离在她身上已不复存在，王安忆在《本次列车的终点》中写到：漂泊多年后回到上海的家中“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家，这就是家”这也是王安忆中年回忆调入上海铁路空间表意的主色调。她将自己生活的积淀、记忆、理解都融化在这橙色的铁路空间中，独自品味其中得失和甜苦。
　　二、铁路空间意识的精神指向
　　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中国国民的时空概念、出行意识、生活品质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铁路空间已退却为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与当时现实社会政治空间相连，成为王安忆表达时代、民族、个人、情感的平台，呈现出王安忆在不同时期的个人精神文化诉求：
　　(一)青春的求索
　　1970年王安忆告别上海来到安徽省蚌埠市大刘大队七小队插队。现代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知青流动，王安忆的简历中一般都会提及这个细节，但往往是一带而过，“流动”背后特殊的意味，很少被注意到。在当时，一般城市毕业生对上山下乡的去留是无法决定的，但下乡地点却是可以选择。“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许多知青家长也认为插队落户不如到军垦农场。插队落户生活艰苦，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王安忆的母亲茹志娟也说道：“那些年，王安忆的爸爸受到批判。王安忆才十几岁大，乖乖地插队去了。就插队的那些年，王安忆仿佛顿时长大了，写着一封封长长的信回家，写她的感受，写插队的寨村的景色和人情。”正值青春年少的王安忆为什么会到安徽？她的选择并非孤立和偶然，铁路空间意识影响到她的“插队”去向。王安忆选择到安徽，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在当时，中国铁路对知青来说就是连接回家的生命线。如果不是铁路，王安忆可能会选择别的知青点，王安忆奔着铁路来到了安徽，更为重要的是，插队期间王安忆乘着火车来回奔走于安徽与上海两地，既是王安忆下乡、返城的行动，也为王安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时空关系。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即通过一种“内在性参照”机制，将个体从“当地性”中抽离出来，完成一种自我定位：由上海学生到“我们这些安徽的”“往来于京沪线上的下乡知识青年”激励王安忆在一种普遍的文化关联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身份”。可以说“就是这段不长的乡村生活，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如果没有对土地的亲近，怎么会有对农村的了解；如果没有对乡村生活的谙熟，她怎么可能写出那些被泥土滋养得壮实、饱满的文字，营造出一个与城市相对的审美空间乡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安忆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选择，或许并不具有普遍性。然而，从上海到蚌埠的铁路空间意识，仍显示了社会流动方式、乡村文化重构、人际网络变化等因素对一代知识青年在身份追寻的复杂影响。选择到安徽插队成为一名知青，是王安忆对某种超越性的普遍身份的向往，更是她为实现人生改变而做的青春的求索。
　　(二)命运的叩问
　　王安忆是69届初中生，这一届的毕业生与前后毕业生都不同，他们被命运捉弄得厉害。升了中学，多是停课；身在城市，却全国大学邢燕子，以至于王安忆在学校开展理想教育时说想当一个农民，可当王安忆上山下乡真当一个农民时，因为不能养活自己，一到农村，马上又后悔了。大学开始招生，是由基层推荐入学，王安忆积极地迎上前去，始终等不上推荐，王安忆费尽心思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时，失去了知青可以病退上海的机会，当王安忆以父母身边无子女照顾为由回到上海，却从此放弃了音乐。王安忆这位69届毕业生“永远和环境别扭着”坐火车下乡、考文工团、返城，不停地奔波在铁路上，细碎费力地与命运做着抵抗，可王安忆每一次为个人理想而努力“却总是错过了节拍，不是晚了，就是早了，于是便永远达不到预定的目标。”在《本次列车的终点》中王安忆思考坐火车回到上海是“真正找到了终点”吗？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中着重描写的铁路之旅既是王安忆不同阶段的生命轨迹，也带着她前行中的命运叩问。
　　(三)尊严的守护
　　中国农村落后的生活吞噬了这代人身上的现代文明，知青返城既有喜悦又伴着人生的误会和痛苦，王安忆一直想的上海是她十五六岁少女时代的上海，人是回到上海了，可再回不到十五六岁了。《当长笛Solo的时候》中的桑桑，《流水十三章》中的张达玲，他们农村所学的生产技能在城市无用武之地，在知青运动结束返城后生活坎坷。社会现实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返城知青的尊严。《本次列车的终点》中写道：“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而前，他也同样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王安忆说她写返城知青的心情，也包括她自己。陈信返城回上海的感受就是王安忆返城回上海的感受。从雯雯系列到《本次列车终点》《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大刘庄》《蚌埠》王安忆频频回忆曾经生活的乡村，“回忆、怀念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王安忆这一代人，他们承认有失败，但他们把这种失败看得很悲壮。知青一代对于上山下乡生活一遍又一遍回首，与其说是对那段生活的怀念，不如说是对自己尊严的守护。
　　三、铁路空间意识的文化价值
　　英国著名学者贡布里希在《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的演讲中就曾指出：“在人类智慧的生命中，我们把人文科学看成记忆官能———对人类的记忆的官能……如果我们失去(对过去的)记忆，我们便失去了为我们文化提供深度和实质的维度。”人们生活中重要的记忆总是和一些特殊的、具体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火车在王安忆那代人的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存在感，是他们保留文化记忆的重空间。
　　(一)个人成长的铁路空间书写
　　每个人的成长中总有许多往事已过去很久，但人生成长的足迹仍然清晰的烙在记忆里。《进上海记》，中王安忆坐火车时还没有开启对空间的记忆；在《爱向虚空茫然中》王安忆随母亲、姐姐到南京看父亲，已开启对空间的知觉，以至赶火车时，又怕与母亲分离，又怕赶不上火车，王安忆跑一段就转身对妈妈跳一阵脚，刹那间王安忆已是小大人模样。
　　青年时代插队蚌埠，铁路空间将王安忆从过去封闭的空间领到广阔的社会天地。雯雯系列、《广阔天地的一角》等都反映了王安忆成为一个知识青年后，在铁路上寻找出路的奔波生活，一次次的出发回归使得王安忆更加的迷茫。铁路空间留下了她青年时代奔波的脚印：下乡、上调、求职、恋爱、烦恼……真实描写了这段生活的“始”与“末”。
　　《从疾驰的窗前驶过》《歌星日本来》《本次列车的终点》等的作品中都借铁路空间反映了王安忆随着时代的车轮返城后的生活。《命运》《当长笛SOLO的时候》中男主角多次到上海考音乐学院都没有成功，女主角总是一次次的鼓励，表现了王安忆对爱情的认真、纯洁，其中《当长笛SOLO的时候》男主人公挤火车的搏斗就是王安忆那时情绪、心路的表现。《纪实与虚构》中铁路空间记录了王安忆八年的两地分居为爱情所做的努力与牺牲。在铁路空间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王安忆的个人人生成长，同时也“为当代文坛增添了一个不能忘掉的典型系列形象。”
　　(二)共和国历史变迁的铁路空间呈现
　　在文学创作中，王安忆关注铁路空间背后的私人空间，以自己的铁路空间记忆为中心，反映了共和国建设与发展，文革岁月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侧影。
　　具体来说，王安忆整理母亲茹志娟日记后写下《进上海记》记录了四十年代共和国成立的历程；《阿尔及利亚的少女》中记录共和国五十年代外交的发展；《“文革”轶事》描绘了六七十年代生活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一群青年的故事。其中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张思蕊报名去农村插队，并精心设计了火车站的送别。在火车开动时，送别的人却走错了车站，张思蕊赔进去自己的前途所换来的戏剧就这样谢幕了……这就是十七岁少女张思蕊的故事，也是中国文革岁月的写照。《歌星日本来》虽是间接讲述八九十年代一个听来的关于日本籍歌星的故事，却反映了共和国市场化转型的历程。王安忆在创作中表现文工团“不仅将青春与梦想付之东流，更残酷的是，他们将目睹自己输给一些极其粗鄙的商业‘艺术’正如那个在茫茫人海中悲怆地孤军作战的日籍歌星。王安忆说，这部小说是写‘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结束’”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中将这些共和国历史变迁的镜像裁剪到铁路这一特定的流动空间内。
　　(三)民族命运跌宕的铁路文化镜像
　　在铁路还没有快速发展的年代里，绿皮车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流动的铁路空间里人声鼎沸，弥漫着各式各样食物的香味，铁路空间就是移动的市井场所，载着满车人的梦想、兴奋、不安及躁动向目的地缓缓前进。一份份不同的铁路空间裹带了中国人民不同的际遇和生活，既是人生理想、生活态度物象化的载体，又是民族命运跌宕的铁路文化镜像。
　　文革结束后，整个民族都控诉和谴责“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伤痕”，王安忆在文中不止一次说：“我们这些往来于京沪线上的下乡知识青年，称这列上海与乌鲁木齐之间的运行列车为‘强盗车’。都是知识青年在挤车，稍弱一些的就会被挤下来，为了回家，为了回城，我们甚至自相残杀，撕毁友谊的盟约，亲家变成了仇家。招工和招生的消息是战争的号角。”铁路之旅让每个知青伤痕累累。王安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书写那个特定时代给知青带来的痛苦与创伤。
　　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民族经过拨乱反正。知青又向当年上山下乡那样，开始大规模的返城。返城后他们的人生从零开始：参加高考、就业、下岗、内退、一次性买断工龄，知青新的生命历程承受了改革的阵痛。知青一代在“伤痕”的基础上探索、反思：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的终点》一方面反思曾经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反思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前，知青人生的下一站在哪里？知青一代通过伤痕文学的泣诉和反思文学的探索完成了民族命运的空间书写。
　　人类交通的每一次革命性变革，都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大大地向前跃进。上代人对火车那抹深情已不复存在。高铁时代省略了旅途的过程，只留下了结果，使人们的时空距离变得越来越小，时空区域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中共和国铁路漫长的旅途见证了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承载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更因他们特定时代的生存经历、精神指向解释了共和国的铁路，表达了共和国的铁路，经验了共和国的铁路，同时，那一特定时代的共和国的铁路也因王安忆对铁路的经验和表达变得情感化、永恒化。从20世纪后期西方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学角度来说，人类文明越是技术化、制度化，越是远离自然，人类也就离自己的历史越远。在王安忆创作中的铁路空间意识与人相近、与自然相近，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化与格式化，而是再现了“那么一种人是怎么经历的那么一种境况。”王安忆的铁路空间意识再现了、揭示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铁路空间记忆不仅仅是形式，而且具有了精神性。
　　(摘自蚌埠市2014年度《社科规划项目成果文集》标题为编者所加。洪何苗、文贵良、潘兰香、李贤、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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