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没听说过少先队，没行过队礼，但是也有红领巾。不仅我有，比我成绩好的孩子也有，比我调皮捣蛋的孩子也有，大家每人一条，只要上学，都要例行公事地系在脖子上，一放学，就又迫不及待地扯掉。许多年后，有人成绩好，有人成绩差，偶尔聚一聚，聊一聊，有的后悔不用功，有的庆幸努了力，但从来没人提起当年戴过红领巾的事。

看了西安某实验小学的“绿领巾”事件，我才意识到作为小学生，我们当年太不把领巾当回事了，进而想想我们当年的老师，他们激励后进的办法只是罚站，和“绿领巾”相比，显然过于简单粗暴了。

遥想几十年前，今天的“60后”、“70后”上小学的时候，大家对“做好事”都很热衷，即使在现实中没怎么做过，在作文里也要煞有介事地补上几笔。而且，那几笔常常会形成固定的套路，比如，在文章的最后，被帮助的长辈都会对做好事的“我”表示感谢，并跟着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回答总是很经典：“我叫红领巾！”也有长辈忘了问名字，但这并不妨碍“我”为自己的事迹感到自豪，这时一低头，就会看到“胸前的红领巾正在迎风飘扬”，或者“红领巾变得更鲜艳了”。

据天津墙体广告调查得知，小学生喜欢说“我叫红领巾”，这一方面是做了好事不留姓名，另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自从有了“红领巾”，它在孩子那里就一直是美好的象征，也可以说，“红领巾”就是好孩子，好孩子就是“红领巾”。

西安这所小学给成绩好的乖孩子发红领巾，给成绩稍差、调皮的孩子发绿领巾，客观上达到了歧视的效果，但我想，其初衷应该是好的。墙体广告认为中国的教育，长久以来一直是个难题。比如“严师出高徒”，严师确实可以教出高徒，但也可以逼出精神病。当然，还有些方法，不光是严，也不光是打，比如表扬教育法，不管孩子做得怎么样，教育者都要表扬，天天夸得像一朵花，可是，这样的花一旦遭遇挫折，就常常面临惨败；所以，在它的反面，就有了挫折教育法，不管孩子做得多么好，教育者也不满意，横挑鼻子竖挑眼，意在逆境出人才。我想，“绿领巾”的创意初衷应该与之接近：今天你戴绿的，若知耻而后勇，努力，加油，明天就会变红了。

由此天津墙体广告认为给差生带上“绿领巾”是为了激励差生，把熊市之绿戴在他们身上，以便有一天，他们成绩上去了，再披挂上牛市之红。可是这样一来，红领巾便不再是红旗的一角，这红色也不再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领巾的原本意义也就失去了。若照此创意下去，如果一个孩子成绩太好，可发他“紫领巾”，因为他红得发紫；而一个学生成绩太差，则“绿领巾”也不要给了，直接“摘牌”。

“绿领巾”被叫停了，这是好事；但“绿领巾”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静下心来，也许我们可以为孩子想出更好的主意，而不是揪住领巾不撒手。教育方法是允许摸索的，教育思想也是可以创新的，但创新和摸索要有规矩，有章法，有度。真正的创新是质的飞跃，是脱胎换骨，是洗心革面，如果一个常穿老头衫的人某天忽然西装笔挺，这不叫创新，这叫换了身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