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海派大师程十发应上海科教制片厂之邀，为电影《任伯年的绘画》担任参谋。影片展现了多幅具有阶段意义、思想高度和代表价值的任氏精品，其中一幅《五谷丰登图》即是程十发步鲸楼所藏。今日得见真迹，程先生所题签条书法古雅松逸，使人未展卷而生敬意，及开卷，程先生把数载对任伯年绘画艺术的研习功力化作短短一句题跋，字体端丽健劲，与伯年之“逼真写照”相得益彰，看钤印相叠如与古人神交。河南郑州墙体广告 　　任伯年，初名润，号小楼，后更名为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室名颐颐草堂，是“海上画派”云集高手中的佼佼者。徐悲鸿称其为画坛“三百年来第一人”、“仇十洲后我国画家第一人”，评其著作“心机洒脱，致有爽气，不能以常格拟之”，观《五谷丰登图》知大师诚不我欺也！河南郑州墙体广告 　　首先，“五谷丰登”是我国民间绘画中传统的吉祥体裁。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体现形式：其一，直接绘黍、稷、稻、麦、豆或果蔬，时而装点以花鸟；其二，绘两童子，一手持净瓶，内盛谷穗，一挑灯相随，谐音“丰登”，以年画最为普遍。任伯年《五谷丰登图》采取了民间艺术的主题，而将二童子之一置换为以祛除魑魅魍魉为己任的钟馗。画面中的钟馗虽体格伟岸、形貌奇诡，但目光柔和专注。他看向挑纱灯前行的小童，似含一种鼓励、几何等待、许多思索。这种让钟馗“跨界”“兼职”的构思在任伯年的著作中并不孤立，比如作于1872 年的《钟馗图》，主人公即以仰天仗剑、诗书报国的书生形象示人。任伯年笔下的钟馗是多面的、立体的、丰腴的、多情的，他既可金刚怒目地挥剑惩办祸患百姓的恶鬼，又会负手长啸对月焚香吟诗抒怀，还可温情脉脉悲天悯人为国祈福消灾。可以说，任伯年对于民间绘画的借鉴主要在选材和精神的体会，并不局限于详细形式的承袭。当然，他也并不刻意求变，而是依据鸦片战争后国运摇摇欲坠的时代特点自然而然地演化河南郑州墙体广告。 　　其次，《五谷丰登图》采用了任伯年体现历史、神话体裁时常河南郑州墙体广告用的构图方式。如创作于1867 年的《授书图》，妇人立于画面中心，孩童跪坐于画面左下；之前说到的《钟馗图》，钟馗占据画面中心靠右的多半部分，一童子藏身这以后，居画面最右；　创作于1872 年的《献瑞图》，老仙坐落画面中心，女童随这以后，坐落画面右下……一高一矮，画面虽无背景却显得错落有致，构图稳定，极具装饰效果；一老一少，使画中充满人间温情与朴实趣味，吉祥的意味隽永深远；　尤其是在以钟馗为主人公的著作中，更形成一丑一妍、一刚一柔的对比，钟进士忧国忧民、知人疾苦、立志斩尽天下恶魔的豪情跃然纸上，翰墨尽而意不绝，令观画者浮想联翩，热血沸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五谷丰登图》集中体现了任伯年人物画的用线功力。由于他青年时期接受过西洋素描写生的练习，人物造型的准确性与深化刻画能力在之前学习“写真”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画中钟馗须眉舒朗，神色安详，身形魁梧，身形矫健；童子头上总角，身量未足，用力挑灯，箭步随行。这“气韵生动”富于动态的描绘来源于大师“学古而变，取洋而化”的高妙境地。他继承与发展了陈洪绶及二任的绘画技法，重视线条自身的造型能力，笔笔紧扣对象的形貌特征，用方折抑扬的钉头鼠尾描体现人物衣褶，描摹人物身形。悠扬流畅的线条是童子衣衫，刚柔并济的线条是钟馗纱帽，流畅自在的线条是风中灯笼，挺拔冷峭的线条是仙人骨骼……它们排列有序，纵横交错，疏密有致，乃至具有轻重缓急的节奏，线条的形式美几乎超越了详细形象，达到了笔简、形具、神生的效果河南郑州墙体广告。 　　最后，在设色方面，《五谷丰登图》可谓独具匠心。画家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覆巢之下无完卵，任伯年深知国难当头百姓流离的悲痛。于是，他打破了喜庆体裁绘画绚烂浓郁的色彩成规，以浓艳清丽、层次丰厚取胜，无翰墨处皆成胜境。钟馗与小童皆着红色调长衫却略显寡淡，麦穗寥寥两支并不丰腴，飘摇在风中的灯笼也不是民间传统年画中的红灯彩灯，只有钟馗腰间玉带的朱砂底成为整幅画面中最耀眼的亮色，与“五谷丰登”的夸姣祝愿遥相呼应，而有心的欣赏者却不免萌发国破山河在的黍离之悲。 　　苏东坡赞吴道子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千年后，山阴任伯年能行之！河南郑州墙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