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由于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恸摆脱，给本人放松一下，照直说，即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广东清远墙体广告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其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能够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消息》上有一点隐隐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心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其时的《奔流》的编纂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晤，但他却是不愿见名流的人，后果是鲁迅本人跑来找他，勉力鼓励他作文学的事情，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本来不确的。白莽并无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广东清远墙体广告但也不是由于我要求和他会晤；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名素昧生平的投稿者，会草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缘故很平居，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未便，他就亲身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目很正直，色彩是黑黑的，其时的谈话我曾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隐士；我问他为何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当今也忘却了），他说她就稀饭起得这么怪，罗曼蒂克，本人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晓得除几处误译以外，另有一个存心的曲译。他像是不稀饭“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公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注释，广东清远墙体广告说初次相会，语言不多，也是人之常情，而且告诉他不应该由本人的爱憎，将原文改变。由于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公然译了几首，本人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非常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即是白莽，广东清远墙体广告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相互都不禁发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新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身边的人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需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概即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捕了”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连忙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壁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怅然：广东清远墙体广告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居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汇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彻底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到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但是在我是一种法宝，由于这是三十年前，合法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由于书极便宜，店员不愿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致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定夺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同样，广东清远墙体广告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谨慎其事，托柔石亲身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