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小城芜湖一家电脑公司打工。一天，跟着老板去他的高中数学教师家搬电脑。教师居师大宿舍老楼，穿过逼仄乌黑的楼道，进门，过道止境便是书房——四壁矗立高及屋顶的书架，满坑满谷的书，有的堆在地上，比书桌还要高些，书房仅站我们三人，便显得拥堵了。这样的场景令一个乡下来的少年呆若木鸡，不知哪来的勇气，大胆表示想借几本《读书》杂志看，教师说：能够的，但不要传。二十余年过去，至今犹记他快速的说话方式。话音未落，他随手自书架上抽出几本杂志递给我。这个人到中年的教师，纵然戴了瓶底厚眼镜，一身土灰色家居服装扮，可是，在我眼里，他整个人似都在泛光。后来，听老板提及：他的积存根本上花在书上了，到如今都还独身……愈发对这位教师敬重起来。
　　后来，不太好意义继续去借书，开端订阅各类文史杂志。彼时《读书》，由沈昌文先生主政，十分美观。一次，于某期发现一个常识性错误，又激动又二地写一封纠错信给沈先生。沈先生亲身回信表示感激，大信封里额外题赠一本书——张若名的《纪德的态度》。
　　这本《纪德的态度》，随我自小城辗转至合肥，不断供奉于书架上——关于学问的供奉，犹如供神。沈先生大约是一个只要小学学历的人吧，他竟坐到了《读书》主编的位置上——自学的力气无可阻挠。当同龄人在高中课堂为阅读剖析题绞尽脑汁之际，我早已开端了普遍涉猎生活。那十余年读下的书，似无实践用途，但却在日后的书写中一次次浮现，如有神助——整个九十年代，当真是值得我个人追想的时期。
　　再后来，《读书》易主，沈先生办起《万象》杂志。这本杂志成了九十年代的一面旗帜。《万象》的实践出版人应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先生，组稿应是上海的陆灏。当时，辽教的“万有文库”十分知名，大约自七十年代始，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口碑上佳的人文类书籍。多年以后，俞晓群先生荣任海豚出版社总编辑，由于他的赏识，得以于海豚名下出版了两本书。世界真小。
　　前阵，偶见耄耋之年的沈昌文先生现身上海书展，如此朴素的一位老人，斜挎着一个布包，他的眼，闪烁着一位读书人特有的光辉，亦深藏着一个时期的荣光。
　　每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他们身上无一不静静流泻着一种光辉，溪水一样澄澈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