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年前一位辞官的官员从大都回到济南做市民。谁都不知道，他官儿做得好好的，银子也不少挣，为什么突然就要回来。那时候济南叫济南路。济南路最高长官的官职叫达鲁花赤。那个达鲁花赤见他是正三品官员，职位远在自己之上，就去访问他，请教政务。他懒得谈，却给那达鲁花赤出示了一支自己新创作的曲子，说自己“不见了行迹，因此上向鹊华山庄把白云种”。达鲁花赤听得无趣，讪讪告辞。曲子就传出去，四乡邻里人人会唱。他索性组织了一个戏班子，天天演唱按新声写下的散曲。一天，戏班子里一位名伶告知他，希孟大人，汇波楼的拱门要塌了。那个汇波楼是济南的水门，北去的船只都要经过那个门洞。是二百年前曾巩在这里任知州时修的。他说，走，去看看。从他住的柳云庄到北水门五里水路，到得门下一看，着实吓了他一跳，门拱上一大片砖凸下来摇摇欲坠。他问，怎样不修？伶人说，达鲁花赤说了，库帑缺乏。他说，不修砸了过往的船只怎样办，用多少银子？我出！

门拱修好那天，汇波楼浓彩新妆，他邀请济南路的贤达名士毕集楼头喝酒做贺，一高兴又唱了一支曲子：“四围山，汇波楼上倚栏杆，大明湖铺翠描金间。荷花绽，十里香风散，被沙头啼鸟，唤醒这梦里微官”。好像道出了一点归隐的秘密，但是他还是没有明说。

正当他欢欣鼓舞过着归田的日子时，朝廷来人了，召他到浙东去做廉访使，他找了个理由辞掉了。没过多久，朝廷的第二拨人来了，宣他去做翰林学士，他又推辞了。两年间，朝廷一拨一拨地来人，他就一拨一拨地解雇人家，他不稀罕那些官职，心里暗暗唱道：“那的是为官荣贵，只不过多吃些宴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箧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坐在大都的皇帝没办法了，直懊悔最初不应放他走，想了半响，知道他在京师有三个知己挚友，就派他们去发动他，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人物，一个是中书省左司员外郎许有壬，另一个是曾任浙东廉访使的王继学，还有一个是在京中与他散曲酬唱的儒学博士、翰林侍制虞集。皇帝心眼真多，知道济南人重情谊，不会做让朋友下不来台的事。他果然给朋友留了面子，没好意思把大话撒出来，留客人小住了几日就跟着搭上返京都的航船。从大清河转运河，一路上心里的波澜如河水般崎岖，去京师干什么呢？去看那些傀儡在棚中闹？再康复趁鸡声赴早朝，秉笏立丹墀，俯仰承权贵的日子？既然如此，最初回来干什么？他发觉上当了，只管对得起别人了，忘却了对得起自己。对不起自己是愚蠢的。这么想着，船就到了通州，离大都还有一步之遥，他就装起病来，病得不轻，牙关紧咬，水米不进。三个朋友吓坏了，问他怎样办。他指指回路。朋友们理解了：他想回家，去不了了。所以搀扶他下船，空船回旨。他则搭上一艘归船，看看官船走远了，爬出舱来，掸掸衣襟，露出满脸狡黠的笑，他又唱起曲子来：“乾送别，漫长亭，被恩书挽回云水情。才到燕京，便要回程，你好安闲也老先生。”他把皇帝给涮了一把。

如是，折腾了六回，就到了他六十岁。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二年，陕西行省遭遇大旱。他在柳云庄就听说了，那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饥民相食。就在这时朝廷的诏书又到了，任命他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这回他没有推辞，毅然接旨。他的济南诗友闻讯纷繁赶来阻挠他，说，你接手这个官干什么，那么多京城的职位都谢绝了，你不知道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吗？他叹了口气说，陕西的老百姓在受苦，我怎样能再在这里唱曲子呢？那是一个二月早春，他去了，走前变卖家财，换成米粮，装成声势赫赫的车队往陕西进发，一路上设粥棚赈济哀鸿。他领导了那年的抗灾。七月累死于任上。

他是睡在棺椁里回来的，葬在家乡柳云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名字：张养浩。旁边还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一个济南人的故事。七百年来风在读，雨在读，把字迹都读模糊了，那个故事记在后辈人的心里。 济南墙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