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墙体广告施工 [摘要]
农村留守老人是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向
现代转型过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而临的隔代抚养和自身养老的双重困境，显示出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对
农村老年人成本支出的缺位。选择伦理的角度来关注
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有助于加深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层认识，进而制定出更加符合
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和养老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亲子伦理;农村;留守老人;反哺 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所谓“民工潮”而产生的大量农村老人，以及因无法享受传统家庭的赡养方 8月4日，一夜细雨往后，江郎山下清风徐来。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江山市石门镇江郎山村的阿依乐薰衣草庄园，但见这儿游客络绎不绝，欢声笑语不断。在紫色的花海中拍婚纱照，在绿色的草地上骑马，在彩色的毡房里品味新疆美食，这个开业才3个多月的庄园，已成为江山众所周知的休闲观光点。 看着眼前热烈的场景，总经理张吉良欢喜不已，连连感叹。在温州、宁波等地打拼的日子里，张吉良总忘不了故土的山水风情，“我自小看着江郎山长大，回乡出资旅行的想法由来已久，现在总算圆梦了。” 时光倒流3年，景区入口处还有一片脏乱差的违建菇棚、鸡棚和鸭棚。站在郎峰顶上眺望，这些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且已空置多年的简易出产用房，犹如一块“大疮疤”，与满眼绿意的田园风光方枘圆凿。
2013年，石门镇正式发动“三改一拆”。镇党委书记杨子勋说，工作展开之初，他们就一再遭受阻力，开展缓慢。“这也促进咱们去反思，‘三改一拆’不能为了拆而拆。”
为此，在摸清拆违底数的一起，石门镇以方案方案为统领，坚持“宜耕则耕、宜绿则绿、宜建则建、宜商则商”准则，给每块拆后土地一个明晰的未来。
两年前，一次偶尔的回乡之旅，张吉良惊喜地发现，江郎山脚下的那块“大疮疤”总算不见了。听说这儿正在招商引资，方案开展休闲旅行，接受景区溢出效应，他随即联合3位外出乡贤和1位新疆客商拿下项目，于是便有了阿依乐薰衣草庄园，“方案总出资5000万元，一期出资1500万元。” 拆后使用的计划，还叩开了西山村人的心扉。西山村的中央，年久失修的宗祠和牛栏、库房等老旧危房亟待撤除，乡民却百般阻挠，直到镇村干部把“郑氏文明礼堂”的方案方案图摆在他们的眼前。现在，走进“郑氏文明礼堂”，只见不少白叟正在歇息聊天。逢年过节时，戏台上还会有精彩表演。乡民们纷纷表示，儿时回忆回来了。
在泉塘村，23岁的大学生祝肖卿和53岁的父亲祝龙洋联手，为退养后拆剩的两间猪舍，方案出了独出机杼的改造方案——猪舍咖啡和猪舍民宿，“我已决议，下一年结业就回来，和父亲大干一番。”祝肖卿说，“咱们预备使用周边土地，建起采摘果园，使用石门溪建造亲水渠道，打造寓教于乐的亲子游基地。”
行走在石门镇，寻找每块拆后土地的去向，咱们简直都能找到明晰的答案。在长山源村，张中海拆掉养猪场，原地建起社会化服务中心，然后子承父业包田种粮，短短两年时刻，他就已成为全市机械化程度最高、单人种粮规划最大的种粮大户，收入翻了4倍。不同的是，他家门口的那条溪，再也不发黑发臭了。
据统计，截至现在，该镇累计撤除违法建筑834宗，撤除面积合计21.3万平方米，完成拆后使用20.4万平方米，拆后土地使用率近96%。
拆掉脏乱差，石门镇的清丽容颜逐步变回，资本也接连不断。在长山源村，四川华朴公司出资8亿元的万亩红心猕猴桃项目正在建造中，而在西山村，出资3亿元、占地400亩的“四季农耕”农旅联系项目也已落地。现在的石门镇，已迎来借景开展的好时光。式而遭遇到的诸多方面的困难。该现象的实质是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缺少成本支出在老年人身上的反映，是城市对农村的无情掠夺和相关责任的缺失，也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以亲子伦理的角度来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是因为随着银发浪潮的来临，关注老年人就是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就是对社会弱势人群的真正关心，有助于加深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层认识，进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和养老需求的社会支持系统，继而从伦理的角度构建支撑社会养老的稳固体系。 一、亲子伦理关系的重要性 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的重心，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浓郁的情感表达方式。父母在生育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既体验到生命自然延续过程中的喜悦与感动，也体验到了神圣的生命责任所带来的充实和完美;在确证了个体生命对于后代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和成熟，并且在这种体验中意识到生命的无限延展性。子女在赡养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同时也体验到了与父母之间那种割舍不掉的永恒关系，体验到家庭责任在自己身上的无限延续，学会了分担责任、分享快乐，并把这种情怀延伸到社会生活中而独立坚强。也正是父母子女之间这种围绕着抚养、赡养而展开的双向情感连接，构筑起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法律方面诸如财产占有和继承等法律确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在以亲子伦理为基础的条件下，个体社会化得以在家庭中顺利完成。一方面，父母把自己拥有的所有生活经验和生活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子女，教导其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并敦促其形成合宜的交往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其学会恰当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初步适应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孩子在观察父母的行为方式、体察父母的价值观念的同时根据个体的需要和环境的作用内化和展示着自我成长的方向和成果，进而把这种成果从家庭伦理中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去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整合。 这种充满了脉脉温情的亲子伦理使整个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格局得以最终实现。在我国传统的亲子伦理体系中，以亲子伦理道德为起点、以社会政治目标为归宿，有机地把个人道德与家国政治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其中，亲子伦理的核心与基石是以尊老为主要表现的孝道。所谓“孝，德之本也”。孔子倡“能养”，孟子崇“尊亲”，无外乎都是在强调对老人的“敬”。尽管这种“敬”深厚的社会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关系和天然的血亲关系，但是却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而使赡养父母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良好习惯，继而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日益内化成个人的自觉，进而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约束机制，成为人们行为的尺度和评判的标准。这样，父慈子孝当然地成为了家庭幸福、人生完满的一个重要构件。尽管这种对父母的“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感情血缘等差异会有亲疏远近之别，但是人们尤其是历朝统治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把是否能够事父母当成一个重要的裁决准则，并企图将个体道德修养引向安邦治国、平定天下等政治抱负，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治理境地，从而也通过家庭伦理维护和支撑了对社会的治理。 今天的中国己经进入了银发时代，未富先老的格局和家庭式养老弱化而社会化养老不足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充满了脉脉温情的亲子伦理对当代中国的养老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养老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化养老系统对农村养老系统的支撑还很薄弱;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影响深厚的农村老人无论从生活上还是从心理上都依然非常强烈地依赖以孝文化和孝伦理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为此，可以说提倡和发扬亲子伦理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有力的“伦理支撑”。 意味深长的是，在广大农村，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留守老人而言，家庭和社会对其提供的经济供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方面都远远不足，由此而带来了留守家庭亲子伦理的脆弱性，解构着我们社会赖以支撑的伦理体系。 二、留守老人家庭亲子伦理系统的脆弱性 亲子伦理是调整亲子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是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亲子伦理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以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为主要内容的养育伦理，二是以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主要内容的孝敬伦理。这两个方面关系紧密，缺一不可，共同构筑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有效的伦理秩序。可是在留守老人家庭，亲子伦理系统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亲子伦理中“反哺”形态的弱化加剧了代际倾斜 从中国家庭伦理视角来看，子女赡养父母是对父母养育深情的“反哺”。这种“反哺”不仅要出自于尽份的义务层面，还应当出自于自觉的责任层面，不仅仅把侍养父母看成是一种不得不遵守的社会约定，更应当出自内心的真诚和喜悦，为父母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赋予养老这一社会义务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使之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所以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儿子承担着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的主要责任，女儿则更多地承担着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的情感交流，为母亲提供倾诉的机会和对象。这种状况基本上能够维系父母心理的平衡，带来家庭关系的和谐。可是随着子女的外出，阻断了亲子间经常性的面对面互动，使得老年人最期待和最羡慕的子孙绕膝、天伦之乐成为奢望，导致留守老人的需求满足度很低:平时生活几乎是自我照料，甚至生病时也可能缺乏子女的关爱;希望与子女共享天伦，沐浴家庭温暖而不得;渴望参与社会，与他人进行充分的人际沟通，但由于承担着繁重的土地劳作、琐碎的家务活和对孙辈的抚养照料等工作，而不能获得;农村社会的日益空洞化，也使农村老人的相互支撑变得更加困难。老不一定有所养，不一定有所医，自然谈不上老有所乐!所谓“静寞夕阳”便是对该状况深沉而又无奈的叹息，也多多少少地显示出了一种违背人伦和社会发展本意的格局而产生不仁不义不伦不善之虑。同时，这种局面也使得本己经非常明显的代际倾斜更加严重，使得“尊老爱幼”这一蕴含了生命运动最高哲学的伦理教化在断层中难以为继，使得孝道为先等伦理思维被以个人挣钱为主旨的工具理性所取代，并通过社会辐射强化这种思维，以至于对整个农村养老形势乃至整个农村亲子伦理、家庭伦理产生重大影响。 2.隔代抚养彰显了亲子伦理的不平等性 从公平和人类的生命周期来看，代际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体现了亲代与子代之间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相互保障关系，是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哺育”与“反哺”关系。但是中国的父母普遍具有的“代际倾斜的文化心理”使得他们普遍地表现出了对儿女的奉献和牺牲远远大于儿女对父母做出的义务和本分。民谚“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道尽了其中的玄机和微妙。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浸染中，在现实家庭需要的呼唤中，留守老人们不仅承担着城市对农村进行剥削的所有后果，而且“他们本身又在经历的或正在承受着城市对农村剥削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代际之间的剥削，且这次剥削方变为了他们远在城市务工或生活的子女”[3]。这种剥削一方面来自于繁重农务的负担，更是来自隔代抚养的压力。当子女们在貌似广阔的城市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时，并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子女尽到应有的义务，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自己的父母代为养育，人为地打破了自古以来亲子间的双向平衡。当这一现象在农村普及并成为理所当然时，将使得农村的社会生活伦理导向以下的境地: 首先，弱化了留守家庭中子代对孙辈的抚养责任，加剧了留守老人的负担。虽然老人们在照看孩子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享受了天伦之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子女照顾不周而导致的情感缺失，但是这不仅使其老年生活更加操劳，而且还会承受着监护孩子可能遭遇的所有责任而使老人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尽管如此，社会依然担心隔代抚养对于儿童成长的负面效应而质疑“21世纪爷爷奶奶有资格带孙子吗?”。这种两难境地更给本来浸润着浓浓亲情的隔代抚养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次，老人的孙辈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关爱，对他们的成长同样不公平。家庭教育包括生活技能、情感和道德教育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将导致孩子成长的障碍。如若把孩子的教育归于祖辈，则这几个方面的实现都会存在诸多问题。对于农村留守家庭来说，祖孙年龄差距约50岁，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对于社会发展态势、儿童教育理念等宏观层面和教育方法等微观层面都存在着问题，常常显现出盲目、力不从心和走极端:要么只重视生活责任而忽视道德法制教育，要么心有担忧但囿于条件听之任之;要么宠溺有余管教不足，要么担心风险管得过恶《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3日曾经报道留守家庭的孩子往往成为两个“大多数”: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有学者根据387名留守儿童的调查显示，57.6%的留守儿童有过失行为，7.4%的人有偷窃行为，30. 6%的人有攻击性行为，还有41.7%的人有破坏性行为。与亲子关爱不完善的消极性相对应，亲子关爱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经常”进行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共有七成以上对学习充满信心或较有信心，‘偶尔”进行亲子沟通的比例为六成。亲子沟通频率越高，留守儿童生活不良行为就越少。随着亲子沟通频率的递减“无”生活不良行为的留守儿童比例则逐渐上升;相反，随着亲子沟通频率逐渐增加，“有”生活不良行为的留守儿童比例也呈下降趋势。这说明，隔代抚养的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管教和情感支持，在失落、孤单中成为特殊的“残缺家庭”儿童。这些社会伦理隐忧甚至产生贫穷与弱势发生代际转移的社会危机，给浸润着浓浓亲情的隔代抚养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颇具社会发展意味的问题:谁来为后代的成长埋单? 3.亲子间代际沟通中存在亲情疏离 亲子代际沟通包含了亲子间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社会拥有等方面的交流对话。这种交流对话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中，随着机器时代的速度裹挟着城市意味的人伦在农村的弥散，整个乡土社会充斥弥漫着舶来感觉与中国城市风味混杂的味道，使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生活的合理性和原有的伦理价值日益受到挑战和怀疑。原本凝聚的乡民日益为谋取各自的利益纷纷离散，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日渐式微，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情感连接日益松散。老人也由于自己特殊的生命周期日益被边缘化，社会关系网络日渐萎缩，生活视野日渐狭窄，导致与子代之间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与日俱增，带来亲情的疏离。第一，亲子沟通中存在不信任因素导致了亲情疏离。在广大的农村，老人在与儿媳的相处中容易产生矛盾，“许多人在有劳动能力时一心为子女，当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子女赡养时，往往难以保持体面和尊严，甚至会感到屈辱无奈，尤其不能忍受媳妇难看的脸色。这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己经开始了近二十年”。第二，由于代际间的相互体谅而使亲情疏离。在留守家庭中，留守老人不会轻易地对在外打拼的子女说自己的病痛、愿望和孤单，子女也不会轻易地对老人说自己在外面的辛苦、心酸和无奈，在相互的体谅中报喜不报忧，在亲子信息的不对称中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和隐忍的心理相互支持和鼓励。最终的结果就是亲情的慢慢疏离，这对于家庭伦理和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构成了严重的伤害。第三，老人对个体生活选择的限制导致了亲情疏离。这一点在老人再婚选择阻力中显现得相当明显。受到传统观念的禁锢和现实利益的影响，亲子间对于单身农村老人再婚的沟通障碍最大。要么是单身老人不敢提出再婚的愿望，要么是遭到子女的极力反对使之难以得到实现，削减了亲子伦理固有的关爱、理解与柔情。第四，老人孤寂死亡使亲情疏离走向极端。处于孤单境况中的留守老人独自枯死在家，是对看重儿孙绕膝隆重告别生命传统和愿望的极大讽刺。留守老人孤寂死亡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折射出的亲子伦理贫乏如一道利剑直指社会生活的冷漠自私，宣告着家庭伦理在留守老人生活中调节功能的失败。以上种种，让人们看到家庭在“增进老年人的生活勇气，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感”功能的弱化及其消亡。显露出中国社会在吸纳诸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社会生活价值的过程中忽略其蕴含的固有张力而呈现浓郁的单向度取向特征，表现为“致富，“改变命运”等对生活意义的期待和行为悄然改变着乡村的文化生态，广大的青年农民丧失对于乡村伦理应有的“文化自觉”，原本有效的乡村伦理秩序自然丢失。 要改变这一现状，从家庭责任角度来看，需要共同构建和谐的亲子伦理生态。坚持对父辈的“反馈”是构筑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与底线，考验和体现着社会的良知与责任。从社会责任层面来分析，由于“国家与社会是在个体生命的流逝与社会的时代接力中不断发展的”，是故，社会应当设法建立稳定高效的支持系统使留守老人们安享晚年。 三、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在笼统的含义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支持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脆弱群体即社会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这种救助和服务就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因此，社会支持的主体既可以是主体自身，也可以是群体或国家;既可以是客观的物质支持、社会关系支持，也可以是主观的被尊重、被重视、被体谅等情感性、精神性支持。为此，从伦理建构的角度来探讨对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应当体现一定的伦理原则和具体的可操作手段。 从伦理原则来说，应当体现人本原则、权利原则、公平原则。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无论是亲子伦理的构建延续，还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都要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不仅满足老人的物质需求，而且高度重视精神方面和自我实现方面需求的满足。权利原则的要求主要是老人自身要改变以奉献、牺牲为主的意识，主动提出自己的赡养意愿，主动争取养老资源，实现幸福老年生活的各项权利。公平原则的核心和基础是平等，也就是无论家庭子女数额多少，无论身居城市还是乡村，都使所有老人能够在国家统筹的盘子里平等地分享社会的养老资源。这样，在营造伦理的养老氛围中生成新型乡村伦理和乡村伦理文化主体成长的空间，把养老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家庭养老在理所当然中深化运行的方式，使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包含更多的伦理意蕴，提升其制度的功效。 从伦理观念上来分析，应当契合时代的特点对孝道有一个正确的诊释。孝道既然是我们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子代对于亲代的主要伦理要求，那么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在今天这一伦理要求还不可能完全抛却。孝道作为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道德体系，既包含了对“孝”的认知，也包含了行“孝”的方法和行为。实践中既不能对孝道思想盲目沿用和死板继承，把孝道凌驾于所有生活之上，使之极端化、泛化而走向虚伪和形式主义。也不能完全抛弃孝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毕竟在所有人类感情中子代带给父母的抚慰是人类最自然、最深厚、最真挚、最持久的感情之一。毕竟在中国的广裹土地上，以养老敬老为核心的孝道依然是儿辈回馈父母恩情的表现，也是老人血脉生命延续的主要形式。所以给予老人充足的物质条件、和颜悦色地对待老人、尊重父母思想和权利、尊重父母独立人格和生活选择、给其温馨的精神慰藉安度晚年是孝道在今天所应有的内容。 从具体的养老方式来看，首先，应当发挥村落作为社区的作用。村落作为农村的天然社区，具有地缘、人缘、管理等优势。在地缘优势上，村落是家庭居住的条件和背景，也是人群集中的场所，依傍着村落社区，不需要改变他们原有的文化背景便能够实现养老，使得养老有了坚实的支撑。在人缘优势上，村落中的人群之间有着微妙的利益相关性，而且对每个家庭的了解又是最深刻的，所以应当挖掘村落内部潜在着的互助能力，便于发挥村民、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几种关系的能量，自然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使之形成有效的社会福利资源。在管理优势上，村民委员会是最直接最有权威的基层行政组织，在整合养老的各项资源、组建专门的养老机构等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居于以上考虑，充分发挥村落社区在养老中的作用是使养老更加“人性化、常态化和低成本化而使之成为家庭养老 与社会养老的最佳结合点”。其次，在村落中为留守老人提供一个专门的养老机构。老人们根据自己的养老意愿、身体状况、收入情况与子女商议后灵活选择加入该机构的方式。养老机构的性质可以是国家福利性质的资助、可以是民间资本的捐助、可以是民营资本的营利、可以是村落集体的公益。运行方式可以是志愿者提供无偿服务，可以是专门人员提供有偿服务，可以是老人们的互相帮助。并且这个机构尤其关注高龄老人，因为“与低龄老人相比，高龄老人中女性更多，残障比例更高，贫穷者更多，丧偶者更多，受到的教育较少”。第三，在村落中建立有偿的事老服务机构。居于我国农村的现实，提供完全无偿的事老服务还不可能，但是随着农民自身收入较过去有所增加，子代打工收入较农业劳动收入高。因此，建立一定程度的有偿事老服务，增加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的选择空间，让留守老人和外出子女都愿意接受并感受愉悦放松。既然子女外出在目前是一种规避不了的选择，既然老人留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就让这种境况更具人文性。第四，探寻多种模式的事老方式。在具体的照顾上，应当发挥家庭、村落社区养老支持的功能:或者子女轮流陪伴，或者子女为留守老人购买陪伴，或者发动低龄身体好的老人为需要的老人提供有偿照顾陪伴服务，既能够体现老有所为的价值，也使老人们在相互依靠中度过晚年。乡村医疗机构应当定期无偿地为老人们进行身体检查，教会老人们基本的生活保健知识，力保生命的健康。第五，老人们自身也要继续社会化。社会化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落实到老年人身上，就是“学做老人”。留守老人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要注意保持身体的健康，增强生活的自理能力;要善于学习，坦然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拉近与时代和晚辈的距离;要积极地寻找精神寄托，在社会交往中保持安详的心理和舒畅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