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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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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27日 11:06 相关案例: 本文标签: 重庆墙体广告

    摘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大量研究。通过研究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动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实现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利于农户经济生活地位的提升。文章从国内外有关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理论研究进行总结和陈述,分别从政府在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角色定位、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行为、合作组织运作管理和制约合作组织发展因素等方面入手,对国内外近年来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述并提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农户;政府;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界定
    1.1 合作组织性质与特点
    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在第31届代表大会上对合作组织定义:合作组织是人们自愿联合组成的,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并满足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共同需求和渴望的组织团体。自助、民主、平等、团结是合作组织存在的基点。合作组织不仅是经济组织,同时反映一国的经济思想,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统计,目前合作组织的发展比较典型且具有示范意义的有印度、美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另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提到:合作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根据国内外对合作组织定义,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合作组织财产独立,合作占有;二是合作组织成员自由合作、平等互利、财产独立;三是合作组织具有资本积累的功能;四是成果按生产要素分配、民主管理。
    1.2组织类型的划分
    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类型的划分,有学者根据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划分为政府主导型、能人主导型、公司主导型和专业合作社;有学者从行政权利角度将其划分为社区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也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经济组织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交易方式,分为市场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也有学者根据传统与新型合作组织的不同之处,把现阶段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新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有农业产业化的公司、专业性合作组织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二是传统的合作组织,如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与传统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运作管理机制、组织制度、利益分配方式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
    1.3发展模式
    从国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情况来看,比较典型的有以日本为主要代表的“日韩模式”,以美国、荷兰为代表的“欧美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澳新模式”。三种模式组织形式有所不同,功能划分也不一样,但三种模式具有共同点。首先是民主化程度高,以家庭为基础,自愿参加,承认产权,社员的参与意识强,股权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次是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制度合理,权责分明,规模化经营,抗风险能力强;最后是注重培训、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
    国内学术界在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模式的选择上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刘劲松(2004)认为可从生产主体型、流通服务型、综合型农业合作组织这三种模式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黄珺、顾海英等(2005)认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模式主要有: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主导型、供销社主导型以及农民自发主导型。牛若峰、夏英等(2002)提出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融合改造,即将现有的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同社区合作组织融在一起,经过改造和规范,办成类似于日本协同组合的综合社;二是对现有经济合作组织加以规范改造,充分利用现有组织资源,降低改革成本,改革的中心任务放在通过合作经济立法规范合作组织的发展,而体系和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保持农村经济与社会稳定。
    二、国外研究进展及现状
    2.1国外研究进展
    着合作经济运动的实践不断发展,国内外经济合作组织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西方的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初始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该阶段的研究主要从实务出发,解决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合作组织进行定义和阐释。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这阶段研究的热点是合作组织的模型和机制。紧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对产权结构与治理。20世纪70~80年这个阶段,内部与外部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是合作组织研究的热点,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与合作组织研究相结合,学者们把合作组织与企业组织进行比较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新一代合作社”理论的出现,合作理论的研究又重新进入一个至高点。
    2.2国外研究现状
    2.2.1政府角色与作用方面的研究
    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援助、教育服务、立法保护、资金支持等方面,而很少由政府干预合作社的发展。政府的政策保障与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内研究也建议政府从中央政府立法规范到地方政府落地支持,从资金、技术、科研等各个方面予以帮扶,减少行政干预,这都体现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Yamaoka和Kazum(i2008)以日本土地改良法为例,阐述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分析欧盟和日本农村发展的政策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得到如下结果:首先,希望政府制订公共政策,减轻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积累社会资本,政府在开发和支持社会资本方面应该发挥显着作用。其次,土地改良项目的实施得到了政府支持,效果显着,国家预算分配给后续项目的资本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其显着贡献在于国家土地得到保护和社会更加稳定,同时能够不断推进国家最低社会资本积累。
    Otitolaiye(2009)以尼日利亚尼日尔州为研究重点,以收集的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在115个合作社实地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估计该地区的粮食作物生产合作社。分析结果认为,政府、社区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通过群众运动释放更多的资金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合作组织,以提高粮食产量。
    Marcela(2009)以墨西哥西北地区的干旱情况为例,认为农民应该组织起来抵抗旱灾,不要过多地依赖政府的资助,农民具有更大的自由去组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集体组织来改善其对灾难的适应能力,特别是适用于那些没有获得国家资助的组织。
    2.2.2农户合作行为与意愿研究
    Winters等(2002)等以墨西哥为例,针对财富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影响农户参与财富增值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家庭财产的聚合度(包括土地、家庭成员、迁徙、信贷便利性、区域位置)以及社区组织程度,如健康监护、学校、社区组织的参与便利性。
    Pratyusha Basu 和 Jayajit Chakraborty(2008)用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两个印度奶牛合作社理论研究综述的数据,选取一定的变量包括农业人力资源、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资料等。分析认为影响农户参与奶牛合作社会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奶牛所有权、农户所具备的生产资源、农业人力资源等。
    Michael.Cook(2008)以合作组织成员的价值为出发点,探讨分析合作行为。经分析得出,合作组织不再以销售产品为主要功能,合作组织成员的价值也随着合作组织的功能的改变而改变。合作组织成员更看重合作组织经营的附加值并希望通过有效的利润分配制度来获得对其价值的肯定和认可。
    Peter Osterber和Jerker Nilsson(2009)通过邮件调查的形式对2250位瑞典农民进行调查,探讨如何评估农民参与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治理的成功程度(特别是合作社成员的看法)。结果表明农场盈利能力、董事成员的年龄和经验是主要因素。
    Agbonlahor 等(2012)使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择326位合作者(45组)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测试手段的差异等方法,调查尼日利亚西南部的成员参与各类活动的强度。得出如下结果,74%的合作者认为农业采购投入和获取市场信息成本的重要,53%的合作者认为节俭合作信用利息重要,37%的合租者认为社交网络重要,21.6%的合作者认为多功能商业活动重要,17%的合作者认为政治影响力重要。合作者实现收入持续高于非合作者从事相同的经济活动的收入。
    Faysse等(2012)研究以农民为主导的集体行动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影响。该研究从以下三方面进行,首先,识别和分析以农民为主导的集体行动。其次,通过生产和信息扩散的农民为集体行动。最后,和当地农民组织之间的交流。结果表明许多农民家庭的意愿和他们的能力在治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2.3合作组织运作与管理方面的研究
    国外的合作社发展经历了社员民主控制向专家管理控制的过程,委托-代理问题逐渐突出,在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社员参与管理能力不足甚至兴趣减弱等环境下显得更加明显。一般合作组织中,委托人是社员,监督者是理事会,代理人是经理,这种治理结构的效率和问题就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
    Hendrikse和Veerman(2001)首先对治理形式进行了研究,主要以吸引社员投资的角度来对其进行了深度剖析。其次,在产权形式的重要性方面,他们采用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在农业影响合作社的治理模式方面,他们以合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设计。
    Zeuli等(2004)从合作社和社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课题。由于这一疏忽,导致没有对合作社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框架存在。目前情况下,非农业合作社为农业合作社在农村地区创新活动提供一些成功的典型案例。
    Richard Simmons 和 Johnston Birchall(2008)通过考察经营者和所有者所控制的IOFS,两者所有权结构不同的情况下对合作组织经营战略与绩效的影响,研究认为产权结构的设计影响经营者的决策行为。
    Lynn Pitman(2008)研究认为在合作组织结构设计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多样化的、不明晰的产权设计直接导致决策权控制和剩余索取权的冲突。
    John Dilland(2011)对其多年在合作社经营管理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合作社与其它商业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合作组织成员的角色不同,合作组织成员是组织的投资者也是消费者,而其它企业组织直接向终端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利。鉴于合作组织面临的经营体制,建立合作组织成员的信任和忠诚是合作组织成功的关键所在。
    2.2.4制约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研究
    Parks和Manfredo(2000)利用面板数据对美国最大的100个农业合作社进行分析,得出了资金限制是推动合作社进行合并和收购的重要驱动力的结论。
    Fulton(2005)认为影响合作组织生存与发展主要原因是技术和社会价值观念。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让合作组织在纵向一体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影响所有权和投资者索取权的变化,强化对个人产权的重视。利益的驱动导致产品质量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农户减少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Wilhemina等(2010)以水稻生产组织项目(FS RPOP)为研究出发点,该项目旨在建立农民组织(宗教组织)协助种植水稻的农民获得信贷的能力,组织生产投入,并提高市场准入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获得的银行的资金支持增加了,但农民的市场营销能力并没有提高。
    Paule Moustier 等(2010)探讨是否能够帮助小规模农户以及农民组织获得进入超市的许可以及公众的支持。对越南利益相关者营销蔬菜、调味饭和荔枝果实的一些案例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组织的变化主要不是由于能否供应超市,而是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更有利于超市对食品质量的改善。
    Tripathy(2011)认为印度农业所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融资问题,他研究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机制及政府小额信贷活动的适用性。在印度的两个联邦州进行实地调查后,不仅表明该方案已经获得了农村社区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反映了不公平的现象的存在。
    Arayesh和Bagher(2011)通过比较应用研究和采用问卷调查,认为尽管有政府帮助和支持,合作社不能够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在国家发展计划中份额不超过3%。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影响成员参与乡镇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合作社的成员的历史背景、成员的农业土地面积、年收入、社会文化功能、经济功能、教育伸展功能、管理因素、心理特点、政治因素和信息沟通等因素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
    Arayesh和Mamm(i2010)以德黑兰农业合作社成员参与农业合作社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的结论,得出成员的年龄、教育程度、股份数目(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农户参与行为。
    三、国内研究进展及现状
    3.1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我国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开创了先河,他结合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期农业合作运动的失败进行了理论分析,运用“可自我执行的协议”理论和博弈论方法对这一阶段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有关退出权的新假说。总体来看,我国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大量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得到很好的开展。但由于国家没有完全放开农产品的流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理论界主要集中研究我国合作历史,研究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对国外合作经验的探索和推荐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开始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内涵、特征、组建原则、运行方式、组织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对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等方面形成共识。
    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成为了我国社会的一个热点,“三农”问题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主要研究问题,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转移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和运作机制等方面。
    3.2研究现状
    3.2.1政府角色与作用研究
    文杰(2010)从黑龙江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现状出发,认为政府:一是应该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机制;二是应该加大对专业合作组织的支持力度,增加对协会资金及政策投入;三是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组织领导保障;四是大力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狄海英等(2011)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包括政策扶持、金融扶持、信息扶持、科技扶持和培训扶持。
    荣容等(2011)认为客观上要求政府介入到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去,并在一下几个方面予以支持:一是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实施财政扶持;三是给予税收优惠;四是金融信贷支持。
    南权(2011)认为政府应该完善相关立法、产业政策支持、资金政策支持以及税收政策支持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从教育培训、宣传力度、制度等方面入手。
    胡卓红(2011)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亟需政府的支持,应该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注册登记、平等待遇等方面)、加强人员培训、发展农村金融合作、推进农业行业协会建设。
    张文强(2011)从基层政府的角度出发,分析基层政府在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其认为政府应该把握好自身的定位,在不同时期担当不同的角色:一是建立期的宣传者、倡导者,而非实施者、主导者;二是发展初期的大力支持者,而非利益竞争者;三是成熟期的服务者,而非领导者。
    3.2.2农户合作行为与意愿研究
    张娜(2010)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运用Logistic 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受户主的文化水平、认知程度、销售困难和政府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黄文义(2011)基于浙江省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农户入社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合作社了解与否对其入社行为影响巨大,对合作社越了解的农户,入社的可能性越大;户主文化程度以及合作社现有的社员规模等因素,也对农户入社行为产生显着影响。因此,一要加大对合作社的宣传,加深农民对合作社的了解;二要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三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农户参与合作社。
    廖文梅等(2012)通过对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进行博弈分析,并利Logistic 模型对影响林农的各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劳动力、林地面积、有无林权证、以林业收入为主、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林地投入资金来源、全年投入林木资金情况、林改后林地经营方式、林地的看护难易程度、有无林业合作组织机构、是否希望有专业人员管护、政府是否已设立相关技术服务机构、政策的稳定性、政策的合理性等指标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
    张素罗(2012)基于对河北省83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方面对农民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与其合作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村干部有着比普通农民更为强烈的合作意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其合作意愿异向变化;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农民合作意愿强于源于非农业农民;而农民性别以及以村庄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村集体经济状况所体现的村庄特征变量对农民合作意愿影响不显着。
    张启文等(2013)利用结构方程构建了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评价模型,在对黑龙江省阿城市料甸乡100户农户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AMOS计量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年纯收入、户主文化程度、生活消费、生产规模、农产品商品化水平、专业技术应用程度、对合作社的总体满意度、服务认知和销售认知对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影响较为显着。
    3.2.3合作组织整体绩效及制度研究
    黄蕾(2006)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分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构建因素与运行机制,并深入分析了组织内的利益分配,并以江西果业作为案例。但没有分析组织的治理结构。
    张梅(2008)采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效率进行定性分析,并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营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标评分法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专业经济组织的运营效率水平的客观结果。
    马彦丽(2006)以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所有权结构与治理结构,并与IOFS(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相比较。
    孙浩然(2008)把胶南市作为调研的研究对象,运用博弃理论分析了我国农户不愿意合作的原理和现实原因,并从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组建合作组织的因素入手,给出了破解农户非合作的有效路径。同时还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组织结构状况和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杨娜曼(2008)较为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关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产权制度,制度变迁与创新,激励与机制设计理论,制度绩效等。
    胡振华(2009)对世界各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践进行回顾,包括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农村合作组织进行历史考察,总结出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与目前所提出的农业合作组织进行对比,然后对农村合作组织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进行理论解释和制度安排研究。
    3.2.4制约合作组织发展因素研究
    余存龙(2010)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企业家能力的角度,认为企业家能力直接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耿娜(2010)认为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认识不够;二是教育水平落后,人才流失严重;三是发展不均衡、不完善;四是融资难问题。
    董纯(2011)认为现阶段农村境界合作组织存在内部问题和外部制约因素。一是内部因素主要表现在:(1)内部运作不规范;(2)组织规模小、服务层次低、风险意识差;(3)能力建设不足、缺乏有合作意识的人才;(4)资本筹措能力不足;二是外部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1)法律法规的滞后发展;(2)政府扶持政策有待完善。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培训学员课题组(2012)通过对吉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和湖北省、重庆市共五省一市的县域具有代表性乡镇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以实地走访、问卷调查以及座谈等方式,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认为“融资难”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大因素,并通过改变合作组织发展模式,银行与合作组织对接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四、国内外研究评述及展望
    4.1 研究评述目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企业组织,使得对其研究也具有复杂性和差异性。由于受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自身的特点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现有理论成果未必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实践。纵观国内外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股东和企业控股问题。尽管农户可以自愿参与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去,但要注意大股东参与控股、企业控股这种情况。由于大股东控股可能会排斥力量弱小的农户,这样不利于提高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2)非典型区域的研究问题。综合国内外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主要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状况成功的典型区域去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但对非典型区域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问题研究相对缺乏。
    (3)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体的建设和发展的问题。由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特殊性,受到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文风俗、市场等宏观因素以及农户自身条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自身因素等微观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对于具体的建设和发展措施大部分从宏观方面研究,却很少具体到具体的微观方面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知识产权等方面。
    (4)现阶段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缺乏活力、管理者缺乏能力的问题。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相应存在管理、融资等问题,因此需要优秀的管理者来参与管理,而与对其他组织的研究相比,有关其管理、融资、营销等方面的专门研究相对缺乏。
    4.2研究展望
    国内外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许多方面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笔者建议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科技支撑问题的研究。农业科技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助推器,而高质量的农业科技人才是农业科技得以发展的主要力量。笔者建议应加强关注和大力支持涉农院校和科研院所涉农专业的人才培养,引导和鼓励农业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扩大农村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同时,鼓励和支持涉农专业学生和老师到农业水平先进的国家研修相应专业,相互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把先进的农业科技用来推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
    (2)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与食品安全问题结合的研究。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敏感话题,国内外屡见不鲜。笔者认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国内外应加大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以便于解决现如今的食品安全问题。
    (3)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与旅游业的发展结合的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推动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调动农户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增加农户收入。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村旅游相结合研究,既弥补理论空缺,又为农村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4)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城镇化相结合的研究。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当下发展民生、发展“三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村城镇化问题相结合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5)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业政策保险相结合的研究。笔者认为农业政策保险可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把农业政策保险与农村经济合作的建设和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有利农业政策保险的充分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有利于农村经济合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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