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迅速发展，经济的迅速腾飞，作为皖北农村具有代表性的岳东村与于店村同样经历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迁，经历着社会化的洗礼。国内关于社会化小农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化小农的概念、分析框架，及其运用社会化小农进行的个案分析上。但对于社会小农或者说小农社会化是如何从农村中孕育出来的，并没有相关学者研究。笔者以自己在岳东村与于店村调查的发现与思考为切入点，认为在皖北农村，社会化的出现与发展，首先是从村庄符号变迁的暗示中缘起的，并通过这种符号暗示与显性的引导逐渐展开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笔者从村庄符号的变迁来剖析皖北小农社会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社会化小农新的认识与解读。
【关键词】村庄符号；政治符号；传统符号；市场符号；社会化 引言 文化人类学认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为人类。”[1]“与其说人是某种理性的动物，倒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唯一能够创造和利用符号创造出自己历史的动物”[2]。从布迪厄的符号权力角度来看，符号系统是“一套知识工具，被结构塑造，也被进一步的塑造结构”[3]。这些符号，形成一个符号场域，并在该场域内向人们传递着知识、情感、思想意识等内容。在皖北农村的社会化过程中，就存在着政治符号、市场符号与传统符号之间的符号互动，皖北社会化小农就是在这些村庄符号的互动中逐渐孕育出来的。村庄符号，笔者界定为能够刺激和反映村庄社会变迁的事物、行为及其语言。关于语言，沃尔拉斯首先注意到，“政治活动中的人之所以会受到非理性的控制，是可以从语言的特性里找到原因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4]。所以语言仍可以作为符号来分析。在村庄，这些符号可以表现为政治标语、商业广告、庙宇、商品、村干部与村民的行为与语言等等。从广义上讲，村庄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符号，都象征和代表着村庄的生命历程。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任何一件事物都有着它本身存在的意义，都代表着某个时代、某类思想、某种文化，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种文化、经济与政治的符号。而社会化在皖北农村的出现与发展，首先是从村庄符号变迁的暗示中缘起的，并通过这种符号暗示与显性的引导逐渐展开的。 小农社会化强调的是社会化小农的形成过程。这里的“社会化”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生活与资源配置领域更深更广的卷入到社会化的进程。”[5]具体表现在：“一是生产环节与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代替农户自我服务；二是家庭资源配置体系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全方位走向市场和社会；三是农户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四是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频率增加，程度加深，农户深深卷入全球化分工网络。”[6]社会化小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化小农的概念是徐勇教授首先提出来的。它是以农户为基本分析单位，其本身同理性小农、生存小农、效用小农、剥削小农一样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它指涉“与外部世界交往密切，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程度比较高但经营规模比较小的农户。”[7]邓大才教授认为“社会化小农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服务和商品······社会化需要货币媒介和货币支撑，而货币支出是家庭社会化的交易成本······此阶段小农已经由生存伦理转向货币伦理，‘货币伦理’是此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一切行为与动机都围绕货币而展开。”[8]农民追求的是货币收入的最大化。 皖北是黄淮海平原生产生活极具代表性的区域。笔者于2009年2月调查的安徽省蒙城县的岳东村与于店村又是皖北极具代表性的村庄，尤其是岳东村一直以来是学者们研究皖北农村的基地。这里，无论是村庄外貌、生产生活方式还是村庄习俗等无不体现皖北传统农村的烙印。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迅速发展，经济的迅速腾飞，作为皖北农村具有代表性的岳东村与于店村同样经历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迁。这种变迁是缓慢的，这种缓慢是相对于东部沿海的农村，是源于中部的地理、文化与政治经济条件的种种限制与影响。而正是这种缓慢充分的展示了皖北地区农村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对传统的信仰与继承中，率直与忠厚、朴实与保守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缓慢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追寻皖北农村社会化的过程。国内关于社会化小农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化小农的概念、分析框架，及其运用社会化小农进行的个案分析上[9]。但对于社会小农或者说小农社会化是如何从农村中孕育出来的，并没有相关学者研究。这里笔者以自己在岳东村与于店村调查的发现与思考为切入点，从村庄符号的变迁来剖析皖北小农社会化的过程。 一、20世纪80-90初：皖北小农社会化萌芽的前夜 马克思对于小农的经典描述为“每个农户都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都直接参与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10]即小农是具有一块土地，自给自足和相互隔离的。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集体化道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小农被国家消灭了，小农经济被集体经济取而代之”[11]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人民公社被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恢复了小农的经济形态。笔者就是从此时展开分析的。 20世纪80-90年代初的皖北农村仍然沉浸在传统生活的图景之中。虽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12]但这并没有打破皖北农村的生活场景，直到90年代初农产品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向市场的全面开放。这一时期为皖北小农社会化萌芽的前夜。可以说，78年以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涉入，但这些对于皖北的农村来说，还未形成影响。市场意识此时是止于县乡这一层面的。农民并没有所谓的市场意识、经济意识，唯有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天爷保佑来年有个好收成”的底层逻辑思维。加上前期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影响，皖北农村在文化、经济，尤其是政治生活上仍然复制着中国传统农民任劳任怨、忠厚朴实的性格及政治上的敏感性。这时农民生存的唯一资源来源于土地。农民是受生存理性的支配，追求的是生存最大化。此时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全年的劳作是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年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13]此时家庭生产是为满足生存的需要。在岳东村与于店村，要实现生存最大化，就得按政策办事。按村干部的要求办事，按老天爷的“性格”办事。在皖北农民心目中形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生存约束机制。（如图一） 国家政策那时在皖北农民心中主要是指向集体行动，如挑沟挖渠、上交公粮、修路补渠等。政策主导着农民集体行为的方向，且具有强制色彩。由于这一时期农民负担较重，且负担导向于各种农业税收与非农业税收，而政策所规定的集体行动又与农民自身的负担挂钩，所以这一时期的集体行为往往不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当然这时的国家政策由于通过村干部这个媒介，所以影响是有限的，它是一种宏观上的暗示，而非具体上的实质性的影响。 村干部是政策的具体执行人与操作者。由于他们主宰着农村资源及如何收缴提留以及对违反其行为意志的村民进行处罚。同时通过集体化时期生产队的塑造，往往塑造了村干部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村干部就是百姓心目中的官，“官”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国家，意味着村干部行为的不可反抗性，意味着农民可以任劳任怨忍气吞声。 这一时期，由于皖北小农收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且固守着传统的耕作方式与心态。所以农民的生活状况往往取决于“老天爷”是否会在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晴天的时候晴天。这样，老天爷，决定着农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决定着能否完成国家的公粮与村干部的索取。所以，在于店村就存在着上庙烧香求老天爷保丰收，而在岳东村则主要表现为家庭内的烧香上贡，许愿求保佑，这里的烧香上贡并不是祭拜祖先，而是拜天求神，保证来年的丰收。 正是村民生存约束机制构成了此时皖北村庄的政治符号与传统符号的内容与形式。 （一）村庄政治符号 政治符号，“通常用以指称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物、符号、仪式行为和话语体系等象征现象。它们是意义表述、价值展现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并在政治的主观领域中承担着某些重要的政治功能。”[1]政治符号的功能常常具有隐含性，并以零碎的不系统的方式对其周围的人群发生影响。政治符号是政治主体驾驭环境，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2]村庄政治符号，笔者概括为代表国家政策与方针的政治标语和村干部行为与语言。 1.政治标语 国家政策代表着国家层面上的行为取向，规约着村干部的作为。国家政策在当时并非是显性的影响因素，在农民心目中，它的影响是微弱的，往往是通过政治符号——标语实现潜在的暗示效应。“标语一般反应的是公共权力的主导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一方面可以用来提倡和宣传某项政策主张或者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可用来反对和禁止某种行为和思想。”[3]就是这种村民习以为常的标语、口号，在皖北农村中塑造着国家这个共同体的形象，也因此给村干部的强制性行为与“拉牛”“扛粮”暴力行为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当然，这与传统皇权、官不可抵抗的前意识是分不开的，而这一切政治标语与口号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皖北农村的非市场化与非社会化。 这时政治标语与口号多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与工作方向，如于店村的“人口问题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等。岳东村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这一时期政治标语与口号的主要形式是农村红砖墙上的手写宣传，其特点表现在： a.宏观政策，即国家大政方针的宣传，而忽略具体操作层面的政策与规则。而微观上的具体操作规则往往掌握在村干部的手中。村干部裁量着具体的操作过程。 b.以手写为主，同时标语的“落脚处”，往往是农村新盖的砖瓦房的墙壁上。而这些砖瓦房往往是当时农村家境较为富裕的，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户。 c.标语多集中反映当前国家的工作取向，如计划生育、发展经济等，但不一定是村干部的工作中心。因为村干部的工作中心此时是围绕土地而展开的。 2.村干部的行为——政治符号的关键 事实上，政治符号的显性影响往往是通过村干部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这种非实物性的符号表现出来的。在卡西尔看来，“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4]村干部的语言和行为，作为一种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符号，往往是村庄政治符号的核心。而对于农民来说，村干部的行为直接关涉到其现实利益及其生存状态，因为村干部拥有管理村庄一切事物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具有专断性、强制性，他本身是国家在农村的代言人，而这种代言人的身份在皖北往往是靠“农村提留”“积工分”“税费收缴”等来维系的。这种“代言人”身份的中心实际上就是对农村经济的控制。 这一时期村干部的行为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村干部的工作围绕土地展开，因为此时，它是村庄经济的唯一来源，控制了土地就是控制了整个村庄。 b.村干部行为往往具有暴力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土地收入的浮动性与各种税费之间存在张力而造成的。这一时期，农民尚未跳出生存理性的圈子。生存压力主导着农民这一时期的行为动机。这也决定了村干部在涉及税费收缴上面对巨大的阻力。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与上级政府的工作任务，暴力性事件等屡见不鲜。 c.村庄的集体行动体现了巨大的创造力与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建立在“工分”这一制度的存在及其生存理性的诱导而形成的。集体行动如于店村的挑沟挑河、铺路修渠、植树等，往往是全村村民齐上阵。因为这种集体行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分，从而减少上缴公粮的任务。而正是这种工分制促进了这种宏大集体行动的顺利动员。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生存压力主导的。 d.村庄治安很受重视。这时期，每个村庄都有各自的民兵组织，每个民兵都配有“黑红棍”，每夜轮流站岗。计划生育虽然也是这一时期的受重视的工作，但往往处于村干部工作的边缘，而且多具有强制性。 e.村干部经常下庄与村民沟通，这种沟通往往以“生产队长”（小组长）为中心而展开的。如于店村村干部在当时就经常下村到门南陈庄生产队长陈凤海与陈凤良家。如果抛开背后的利益色彩，这个时期给人以村干部与村民相处和谐融洽的色彩。这一时期村干的工作结构可以表示为图二。 总之，无论是实物性政治符号，还是非实物性政治符号，它反映的都是非市场化非社会化下的纯朴农村的形象。而“面朝黄土背朝天”、集体行动、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等。这是在市场化与社会化来临之前的村庄色彩。 （二）传统符号主宰下皖北农村的精神世界 传统符号，过多的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继承性。在古代封建社会，传统符号常常被作为一种“软性暴力”充当着社会统治卫道士的角色。[1]在皖北农村，影响农民生存理性的除了国家政策与村干部两个因素外，还包括老天爷这个非理性的因素。如何实现与老天爷的沟通？在皖北农村存在很多媒介，如菩萨、庙、伟人图、寿星图、还有一些迷信的行为等等。笔者将这些归结为传统符号，这种传统符号往往代表着农村生活的精神层面。因为大跃进、集体化与文革所塑造的国家认同、世界观认同等等随着农民自身生存条件的恶化而退色。农民在心里上感受到失望，又重新退回到传统的精神世界。随着文革结束后，国家对文化与传统态度的变化，传统符号又回到了其自身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农村的传统符号的特征体现在一下几个层面： a.庙会形式。庙会形式在笔者调查的于店村存在。在于店村门南陈庄境内有个比较突出的土丘。这个土丘据当地的村民回忆说，在五六十年代有座庙，后来被毁了，只剩下一个土堆。这里长满了各种杂草。但它却是附近几个庄抢灯、剪辫子、年初一求神拜天的地方。每到年初一的早上，附近的村民纷纷来这里烧香放炮。求老天爷保佑来年丰收和家人健康。 b.家庭贡奉。庙只兴于年初一或者有喜事的时候。在这些时期之外，家庭内的烧香求神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像岳东村这些没有庙的村庄，家庭贡奉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由传统演变而来的中堂壁画，是贡奉的主要对象。中堂中的人物包括观音、佛主、寿星、伟人（毛主席）等，它们被希翼成能保人平安保证丰收的象征。在中堂下面的“条几”上摆有香炉。每当家庭成员有疾病或者干旱洪涝时，村民就会在自家烧香拜佛，保佑自家的安安康康，保佑丰收。这是传统文化的标志与象征。 c.“神仙”、上坟。这是一种较为迷信的方式。这种方式用于家庭成员突然患有疾病时而多数采用的。它是通过村庄内的“阴阳先生”“神仙”来指点迷津的。在这一时期，村民得病首先选择的不是求医问诊，而是找“神仙”，看看有没有招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有的话，就会到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的坟前或者招惹的地方烧纸放炮，孝敬或者驱赶它们。这种现象在于店村曾经很普遍。它代表着农民对传统最底层文化的继承，标志着传统封建思想在农民心中的根深蒂固。 20世纪80-90年代初，皖北农村处在一个非市场化非社会化的阶段。所以政治符号与传统符号彰显的是农村质朴的一面。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粮食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经济也没有完全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加上皖北位于中部，地理上的不足，更不足于受市场的迅速影响。这一时期，粮食基本上是统购统销，小农家庭属于“生产约束型”，即只负责生产，而不用担心销售。[2]这样农民的生产生活就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加上1984年，中央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农民负担加重。此时，农民面临的是生存压力，寻求的是生存最大化，即如何在完成税费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内部的消费与生存需要。这一时期“小农家庭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生存的需要，安全第一，生存第一。”[3] 二、20世纪90年初—21世纪伊始：皖北小农社会化 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逐步与市场接轨，粮食供应逐渐平衡，农业生产开始受市场的约束与影响，皖北家庭内部的生存约束开始向家庭外的市场约束过渡，开始进入“消费约束型”。[4]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5]。市场经济通过体制上的途径开始渗入到农村。同时，电视在农村的迅速出现以及以集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及商品种类的增多，这些事物所代表的文化及其相关信息，逐渐在皖北农村中获得了它们所具有的影响力。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化通过这些媒介逐渐的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加上种植技术、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化肥的推广，农业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同时，皖北第一批农民工开始出现了。他们带着求富与改变现有生活的目标走出村庄走向市场。农民的思想开始转变，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传统典型的农村生活逐渐失去了本身的味道与色彩。市场因素及其标志性符号开始涉入这片皖北大地。这时皖北农民开始有了模糊的市场概念、经济概念，约束皖北农民行为机制的第五个因素——市场出现了。（如图三） 市场因素的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以集市为中心展开的，并通过农村精英、电视、广播等来进一步的扩展。而皖北农村第一代打工者在皖北农村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城市中带回来的信息、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往往吸引着周围的群众去自觉地认识市场。皖开北始了其社会化的进程。这时的社会化在皖北农村表现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交往方式的微观变化。但并未对传统农村的行为结构形成挑战，造成威胁。它逐渐在传统农村的行为结构中寻找到了结合的路径。这种路径一是依靠村镇集市的辐射；二是依靠农民工这一群体自觉习得与传播；三是与农村寻求土地外家庭收入的动机不谋而合。 此时，皖北小农社会化是通过村庄符号的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而逐渐展开的。这种变化的过程也就是皖北小农社会化的过程，具体体现在： （一）政治符号中的市场暗示 1.政治标语的新形式 政治标语中的市场语言往往代表着国家这一公共权力机构思维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往往在宏观的大环境中将市场信息嵌入到皖北农村这一场域内，潜在的诱导着皖北小农融入市场。同时也默认了逐利动机的合法性，这对皖北小农的社会化的推动是潜在的。因为，集体化和文革在农民心目中已经证明，公共权力是任何意识与动机的最终裁判者。中央政府此时开展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在皖北小农社会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社会化是货币化的代称[1]，而货币又是通过市场这一媒介来实现流通的。所以分析皖北社会化的过程就得首先从皖北农村与市场的关系入手。这也是笔者这里反复强调市场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政治标语出现了粉刷的形式而非手工抄写。标语多采用电脑刻字那种比较正规的字体且具有了背景色，显眼而且醒目。有利于基层政府形象宣传的标语开始出现了。除计划生育外，关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致富的标语开始出现，如“要致富先修路”“家养一只兔，不缺油盐醋”“深化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另外，随着村务公开在全省的逐渐普及，村务公开栏开始在皖北农村兴起，以前不为人知的村务开始向农民展现。这些村务公开的内容从岳东村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多集中于村庄收支、优抚金救济款发放、计划生育罚款等等，即多为财务公开。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语言学家沃尔认为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内在思维方式，什么样的语言决定着什么样的思维方式。[2]村务公开里的经济语言方式在此时保守的农村生活中的出现，必然会对农民的思维方式产生潜在的影响。 2.村干部行为——工作内容的变化 随着这一时期中央提出加快建设小康社会，所以村干部的工作内容与行为方式也对此做了调整。但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税依然存在，土地依然位于村干部的工作中心。但村干部工作的逻辑层次发生了变化，如图四所示。 计划生育工作由于中央政策与文件的压力，开始逐渐想中心靠拢。新的工作任务，如何实现村庄致富奔小康在岳东村与于店村的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取得了相应的席位。而集体行动，则由于国家对农村控制的逐渐放松而越来越偏离农村工作的中心。这种放松是经济行为在农村逐渐取代政治行为的结果，也是农村组织社会化的暗示。这种村干部行为所代表的政治符号的变化，说明了国家在农村社会化上所具有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并不明显，它是借助农村经济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变化而影射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国家政策层面必然会突出经济层面上的工作，必然会向农村输入经济符号与市场符号。这种符号除了具体政策之外，大部分是靠村干部的工作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动机表现出来的，从而对农村社会化产生潜在的推动作用。这种宏观上的刺激，往往使农民具有了社会化的内生动力，即国家的认同，从而使农民的逐利动机具有了一定的依托。 （二）市场符号的出现—社会化的萌芽与发展 1.商业性广告在农村的出现 商业性广告此时在农村逐渐出现，但多具有局限性。广告内容多是一些培训学校、蛋鸡种苗、疑难杂症的治疗，还有化肥、良种等广告。这些广告多为手写，字体较为凌乱，且占用墙壁的面积较少，相对于政治标语而言，显得苍白无力。但它的出现说明了广告开始进军农村市场。笔者将这种广告形式称之为非正式的广告。在岳东村与于店村一些农户的墙上仍然可以发现其历史的痕迹。正是这些商业广告的“先行者们”向农村传达着市场信息。这些市场信息作为社会化的一种符号，在农民的眼前显示了一次又一次，暗示了社会化的路径。小农社会化就是小农生产生活的货币化。而货币支出最终是源于市场，而市场除了以实物为媒介的象征形式外，则是通过广告达到其扩散的目的。而且这些通过广告而存在的市场信息，在此时往往寄居于皖北小农思维意识的边缘。因为此时，皖北农村仍然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保守体系。所以，通过广告这衣服好所暗示的社会化冲动往往是潜在的。 2.市场隐性符号——农村社会化的催化剂 市场隐性符号，是区别于广告这种直接的商业性目的而存在的符号，它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表现出来，如电视、农机、集市商品、服饰等等。另外一种特殊的媒介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示范效应。 （1）以实物为媒介的市场符号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孕育出来的，它本身代表着它所处时代的文化与意识，而非一个死气沉沉的生硬事物。古董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不仅带代表着艺术，还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与人类文明的沧桑感。农机、电视节目、及其以集市为中心的市场辐射，促使着农民此时的社会化。这种市场符号下的社会化代表着小农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开始社会化。皖北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再停留在家庭与村落内部。而且这种市场实物往往借助农民的攀比心理、“好面子”心理及其示范效应等使得皖北农民得以社会化。当然这一时期的初期，市场符号在农村的大环境影响下毕竟是微弱的。传统农村的影子依然顽强的存在着。农民处于市场经济的萌芽期与社会化的启蒙阶段。到了90年代末，这种实物性的商品符号在大大改观农村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同时，大大的促进的皖北农村的社会化。 （2）农民工——社会化的传播者与催化剂 在启蒙阶段，农民工往往担任着农村与市场“桥”的作用。农村与市场在传统上是两个不相“往来”的集团，尤其是传统农村的封闭性，往往很少关注外界的动态，缺少与外界必要的信息沟通。然而，农民工的出现，却将这两个集团联到了一起，起到了“桥”的作用。农民工外出返乡后，带回的是外面世界的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关于城市关于市场关于经济的。同时，农民工利用本身的强连带与弱连带[1]关系，将这一信息迅速的在周围传播出去。从本质上说皖北农民社会化的早期是本身自觉习得的过程，而非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压力与强制。相对于此时的皖北农村，沿海地区农民的社会化与现代化是市场强制的结果。在皖北这一强制随着农民货币支出压力的不断增大已逐渐显现。 （三）传统符号中的社会化因素 传统符号在此时的变化是比较微妙的，主要体现在中堂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以及上庙求神动机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社会化因素在农民信仰体系中滋生。徐勇教授等研究社会化小农的学者认为，小农社会化的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以及交往方式的社会化。[2]这几个方面往往是外在的直接表现，而在小农社会化过程中还应包括小想农思想意识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在皖北是通过对传统符号的崇拜中体现出来的。“透过圣人圣物的贡奉、象征语言的运用和仪式行为的操练······创造出权威的集体象征文本。”[3]然而此时皖北小农对于传统符号的信仰中，除了创造“权威文本”，还存在创造着社会化或者市场文本。同时权威文本也在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在农民思想意识中，市场因素与金钱观逐渐滋生。 1.中堂：从神性信仰到“美观” 传统中堂多为菩萨、佛主、寿星等具有神性形象的人物。而在这一时期，在于店村与岳东村，传统人物形象及象征长寿多福的中堂已渐渐退出农村家庭，中堂多变成山水图画及少量的伟人图像。这种变化意味着传统思维在形式上开始转变。同时，这种形式的变化意味着中堂即将失去信仰上的象征意义，而更多的是出于美观，“好看”。这种追求“美观”“好看”的心理，暗示着农民的心理与思想意识在逐渐的发生变化。农民的精神世界开始默默的转向货币崇拜。因为美观好看，是需要市场上提供的物品，而获得这些物品则意味着货币支出。从本质上讲，这种变化是农民在思想意识领域开始社会化的体现。这种社会化是皖北小农思想意识社会化的前奏。 2.上庙求神中的市场话语 在90年代以前上庙或者家庭内的贡香求神，主要内容是保丰保收保健康。而此时在这些许愿祷告中出现了“保佑俺家财源广进”“明年赚大钱，早点发财致富”“保佑俺家一年行大运发大财”等等市场话语。从这邪恶语言符号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这些语言符号出现的原因。市场经济在农村中的嵌入，使得农村的生活与生产越来越市场化，而市场化的结果就是货币支出压力的出现。当这种压力无法通过一定的途径予以解决时，农民就将其更多的寄托在自己的信仰领域。在传统的信仰领域找到临时的安慰。这种矛盾最终在农民的信仰领域化身为各种货币得以解决。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金钱观已经在皖北这片朴素而又憨厚的农村滋生了。这种金钱观，正是农村逐步市场化造成的，同时又促使农民在意识领域的追逐货币收入的最大化。 整个这个阶段，皖北村庄符号的变动反映了农村社会化是如何从各个领域进入皖北这片农村的。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农村社会化的初期是自觉习得的过程。而正是在这种自觉习得，使农民开始注重家庭收入来源财及富的积累。农民开始摆脱生存伦理的困境而逐渐向货币伦理过度。而这种过度的过程是伴随着伴随着货币支出压力的逐渐增强而逐渐出现的。农民在社会化过程中开始由生存困境转向货币支出压力的困境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自觉地社会化向外力强制型的社会化过渡。因为货币支出压力必然会迫使农民走出农村在土地之外寻求货币收入来源，以维持家庭的日常活动，这样农民由自然生存困境进入了社会生存困境。而社会生存是靠维持面子、亲缘、生产生活以及子女的教育来维持的。这种维持需要大量现实的货币购买。而土地又无法提供农民足额的货币以维持其社会生存。最好的方法是进入市场。到了这个时期的末梢，市场获得在农民行为影响机制中的显性地位（如图五）。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是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农村的全面铺开。在此一时期，由于农民不仅仅要承担小农社会化所带来的货币支出压力，同时也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税费。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较重，所以中央政府在长期论证的基础上，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征程。 三、进入21世纪：皖北农村的社会化小农 经过20世纪最后20年的累积性财富积聚，进入21世纪以后，皖北农民已经基本摆脱了追求生存最大化的状态。农民手中有了多余的钱了，市场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伴随着市场的迅速发展及其金钱观、价值观在农村的逐步形成。“庞大的市场诱惑着小农的行为”“农民处于一个消费膨胀的社会。”[1]传统上的“礼尚往来”向“金钱往来”转变。实物上的礼开始向“现金”蜕变。加上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礼金也在上涨，从原来的15元涨到现在的300、400、1000、2000等不同的礼品价位。同时，教育支出、生产生活支出的压力，使农民在前期积累下的财富面临支付上的压力，即货币支出压力。而这种压力的形成，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推动了社会化而社会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它。最终形成了皖北的社会化小农。 这个时期是社会化小农的形成时期，也是小农社会化在皖北农村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化利用各种象征符号，充斥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与传统在农村都无法拒绝社会化的诱惑。在农村，社会化是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复制的过程，尤其是在皖北农村，这种自我复制往往具有强制性的力量在里面。因为在皖北农村社会化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4年左右以后是货币支出压力的推动自身推动的，这种推动是外力主导的，具有不可规约性。这种外力是市场是社会化本身。 这个时期是农民心理与行为动机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随着2004年党的十*中全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等相应惠农政策的出台及其对农业税的逐渐减免，国家在农民心目中的影响由隐性走向显性，并且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农业税的减免及农村基层组织的改革，村干部的政治权力形象开始减弱，由显性逐渐走向隐性。而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农村排涝抗旱机械在农村的普及，老天爷的形象在农民心中开始弱化了。从而形成新的农民行为影响机制（如图六） 到了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之后，村干部失去了控制农村的“弦”，农民获得了出入土地的自由。常年外出务工，农闲务工的人数迅速激增。随着外出务工的货币收入的逐渐增加，外出务工在农民心中获得了同土地同样的地位。农业税的废除，国家开始取代村干部，成为影响农村生活及其农民切身利益的关键因素。这时，影响农民行为机制的结构又变成了国家、土地与市场的三角结构（如图七）。 那么这一时期村庄符号又是通过怎样的形式传达社会化的讯息的呢？ （一）政治符号的没落与变形 1.政治标语从村庄舞台的淡出 这一时期岳东村与于店村村庄内部的政治标语逐渐消失或者被商业性广告替代。在农村随处可见的是商业性广告，政治标语在农村显得苍白，受到冷落了。这是政治标语也放弃了与广告的“竞争”，转而出现了少量的横幅标语。但横幅标语的内容不再是宏观上的政策方针，而指向经济上微观的农村工程与建设，如村村通工程、合作医疗制度等等。这一时期政治标语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村内标语减少，甚至消失。能够在于店村与岳东村发现的仍是90年代左右留下的标语。 b.横幅式的政治标语出现。标语多表现惠农利农政策及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宣传。 c.政治标语多位于交通比较繁忙的路口，或村委会附近。目的导向宣传政府形象。 总的来说政治标语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偏重大政方针的宣传，动机导向是国家认同；第二阶段，由宏观政治走向宏观经济政策宣传；第三阶段，为微观政策，即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宣传，动机导向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这三个阶段的国家行为是逐渐由政治层面过度经济层面，反映了政府与国家在皖北农村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暗示作用。 2.村干部行为与工作：从政治到经济 这一时期村干部政治身份与权威认同开始丧失。而这一身份的丧失标志是2006年农业税的废除。农业税的废除意味着农民不再有“把柄”握在村干部甚至国家手里。村干部丧失了控制农村的杠杆。农业税的废除意味着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村委会工作的消失。而唯一能让村干部有机会干涉到农民生活的是计划生育工作。这一时期村干部的工作转变为以计划生育为中心的工作圈（如图八）。同时由于国家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粮食直补的重视，村干部工作围绕着农村经济工作展开。这样村干部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地位丧失了。农村中，村干部不再是权力的象征。 由于国家农村政策导向经济与福利层面，村干部的工作同样围绕计划生育工作而展开农村经济工作，但这种工作往往都是被动的执行上级的政策。这样村干部实际上被架空了。农业税的废除，农民大量外出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村集体行动无人参与，村庄治安十分糟糕。在岳东村与于店村，村庄治安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村民与村干部经常抱怨的对象。但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出现了，村民有的只是想“搭便车”，没人愿意去解决。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什么都是利益最大化，什么都得依靠货币来供养，没有货币的供养且足额的供养，村集体行动是无法持续的。传统上的村庄集体行动已经成为历史。 （二）传统符号的社会化 传统符号的变化同样在中堂与上庙求神的形式与内容的变化上。只是这一时期，变化极端的指向经济层面，体现的是获得货币收入的最大化。 1.“财神”的增加 “神”形象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堂的继续变化，中堂这是出现了财神爷、聚宝盆及风景名胜；二是一些农户家里出现了财神的商品性的贡物。这种贡物的出现导向的就是货币收入最大化，即保证家庭财源广进。这种货币收入最大化的导向，即是农村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表现，同时又说明了市场的利益机制已经进入农民深层的信仰与意识领域。这很好的迎合了传统小农狭隘自私的本性。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化与社会化会如此顺利与迅速的在农村滋生的原因。往往传统小农的本性通过这种社会化的包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如果剥去社会化的外衣，农民行为完全是对传统小农意识与秉性在当今生活中的复制。 2.求神许愿内容的社会化 这一时期，求神许愿的主要形式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上庙与家庭贡奉。但内容已由传统的保丰收*过渡到保财运保发财，同时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保家人外出平安的话语增多。求神许愿内容的变化标志着农民在货币支出压力下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传统保丰收，它所指向的能吃饱不挨饿，不是指向经济层面，而是生存上的伦理层面，是生产生活得以维持的前提。在此时，农民意识导向货币收入最大化。只有保证货币收入的最大化，才能弥合市场经济下货币支出压力造成的货币缺乏。 （三）市场符号——社会化自我复制的工具 皖北农民的社会化在此时并不是一个自我习得的过程了，而是一个外力压迫型的社会化。这种外力主要来自市场，市场通过代表它的符号暗示着周边的人群去接受市场，去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而这种暗示是农民无法逃避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以及信仰领域里了。市场带来“消费—欲望的爆炸”，这种结果就是货币支出压力的增大。于是，人们寻找解决这种货币支出压力的方法。但是，当人们找到了上一次或者上一个事物所需的货币支出时，市场又迫使人们转向了另一种货币支出压力。所以在此时，社会化的发展是一个自身繁殖的过程了。它主要通过市场符号，如商业广告、农民工等工具实现的。 1.商业广告在农村的风靡 在此时，商业广告开始依照其市场的运行规则，载着社会化的信息走进了农村并取代了政治标语的地位，进而占领了整个农村市场。这是广告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广告的投放必须依靠较大的人流才能取得其所欲达到的效应。这时农村广告的投放依靠两个路径：一是以集市为中心向外的圆形辐射；二是以村庄主干道路为依托的条形扩张。这种现象在岳东村表现的最为明显。因为岳东村靠近镇集市，使得这两种广告投放路径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离集市较远的于店村，广告投放往往表现为条形辐射为主，散状为辅的广告扩张路线。 b.商业广告的内容多集中在热水器、摩托车、家电、酒、化肥、通信等预示着现代生活与社会化的符号。在形式上，广告的覆盖面较大，往往占据整个墙面，色彩丰富。广告的进入，反映着农村生活的变化。因为，只有一个地区具有消费某种商品的能力，代表着该商品的广告才会延伸到该地区。 这些商品广告的背后暗示的是农村货币支出压力。因为购买这些商品需要现实的货币，它不再需要传统上的“以物易物”，它需要将物转化为货币。而土地收入无法满足这种货币支出所提出的货币金额。那么如何获得货币，成为农民最为关切的。事实上，这种这种商业广告所传递的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化。社会化通过商业广告的扩展来暗示农民社会化，然后又回到社会化所预设的困境之中。农民陷入货币支出压力的无限循环之中。当农民无法通过各种途径满足社会化所要求的货币支出时，农民的群体性事件就发生了。本质上，货币支出压力的背后支点是欲望的无法满足。当农民的购买欲望无法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时候，社会颓废与社会动乱就出现了。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曾经指出，变化社会的社会现状源于追求财富的欲望。在此时，农村的“贫穷”不是活下去的物质需求，而是货币的缺乏。农民不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但却因为没有货币而躁动。 2.农民工——社会化执着的传承者 社会化最初通过市场商品符号在农村传播。然而，这种传播只在意识领域中形成暗示或者潜移默化的作用，且这种作用是缓慢的。而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大规模的涌现，成为农民社会化的强催化剂。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提供货币积累，另一方面这种货币积累又提升了自身的货币支出压力，扩大了农村社会化的程度。所以，此时农村财富的积累只能用货币，而不能用资本。因为农民的货币不是用来投资，产生利润，而是用于支出。就像黄宗智所说的农村发展是一个内卷化的过程。农村货币的积累不是用来转化为资本，而是用来消费与生存状态的改变。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一种生存压力状态过度到另一种生存压力状态。农村的生活环境与条件在改变，但幸福感却在逐渐减弱。 除此之外，农民工的大规模外出务工，意味着农村精英开始接受市场与社会化的洗礼，意味着市场伦理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成长与发展。农民开始倾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最大化并非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代表着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土地失去了传统上的亲切感与依赖感，没有受到传统的熏陶。在他们意识中，就是如何去赚钱，然后是如何去消费。第一代农民工是社会化的小农，那么新生代的农民工则是“社会化人”。他们融入社会化，又将社会化的激情与释然带回农村。 四、小结 皖北农村社会化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各种途径先缓慢而后迅速的进入农村的。这种缓慢与迅速是通过村庄符号从隐形到显性的过程逐渐体现出来。通过对村庄符号变迁的分析，笔者勾勒出了皖北农村社会化的基本路径。然而皖北农村的社会化带来的不只是农村生活与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是社会化本身所不能克制的，因为社会化本身是一个不断复制与不断繁殖的社会现象。这就需要政府或者各种组织的介入来缓解甚至消除这些矛盾与问题。这里笔者认为，传统农村模式中的许多东西可以值得借鉴。同时，农村要想克服社会化带来的问题，就必须引入组织，调动农民集体行动的激情。而这一切好像还很困难。 参考文献： [1]莱斯利.A.怀特：《文化科学——人类文明的研究》，曹锦清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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