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排名前十的国际高中当化学老师。

在上海，国际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外籍子女学校、公办学校的国际部、以及不限国籍的私立双语学校。

我所在的学校属于第三种，班上学生都是中国人，学习的是美国大学认证的AP课程，为留学做准备。

近年来，我们这类学校受到了越来越多中产家庭的青睐：无需外籍身份，孩子就能绕开高考，进入一条相对轻松的赛道，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思维和视野，毕业后水到渠成进入美国名校。

尽管一年学费高达20万，但很多经历过应试教育之苦的70后家长都认为，这笔钱是值得的。

学校深谙这些家长的心思，尽最大努力让学生拥有“国际化”体验，外教、全英文授课、海外夏令营都只是标配，还开设了棒球、钢琴、法语等特色课程，打造中产阶级的“精英梦”。

而另一方面，这群中国父母并不能真正摆脱对考试和分数的焦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陷入了“不中不洋”的两难。

当家长和孩子挣扎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作为老师的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经历了很多魔幻时刻，甚至渐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定位尴尬的角色。

“老师，等我的律师来跟你谈”

每个家庭选择国际学校的理由或许因人而异，但核心都是对西方教育的推崇。

而西方教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个性的尊重和张扬。

我接触的孩子，很少会有人把学习当作生活的全部，而是将大量精力用于发展兴趣特长。

学校氛围自由，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比如他们晚自习不必非得待在教室，可以去图书馆、咖啡厅、小花园等任何地方。

校规不禁止烫发、化妆。当体制内学生还在被要求“刘海不能超过眉毛”，我的学生中，已经有不少是小有名气的美妆博主了。

家长大多开明前卫，班上一个高二男孩的妈妈曾为了孩子的“感情问题”找我了解情况，我以为她担心儿子早恋，没想到这位妈妈愁容满面地对我说：“老师，我儿子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他该不会是GAY吧？”

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普遍朝气、自信，“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太过片面，有时误解了“自由”的含义和限度。

我第一次领教到学生的厉害，是在开学后不久的一节化学课上。

那天我的课上到一半，看到有学生在课桌底下玩switch，提醒了他一次还不听，我只好收走了他的游戏机，放在讲台上，让他下课后再来拿。

这本来是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学生不服，一定要我立即把游戏机还给他，我始终没有让步。

他突然回到座位，拿出手机，拨通110，当着全班的面报了警，理由是“老师侵占我的私有资产”。

警察来到学校，听完事发经过，用无比同情的目光看了看我，转头问报警的学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学生义正严辞：“我要求老师向我道歉，并归还我的个人财产。”

在我们学校，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

某个考试周，有考场发生了严重违纪，我的一位同事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班级的同学，就把这件事发在了班级群里，还特意隐去了当事学生的姓名。

没过几分钟，这位老师收到了当事学生的邮件，要求他撤回消息并道歉，因为虽然该名学生的名字被隐去了，但所有同学都知道是违纪的就是他，这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我的同事拒绝了。

第二天，男孩带着一个人走进我们办公室：“老师，这是我的律师，让他跟你谈。”

学校请来家长处理此事，才发现这根本是一场骗局：“律师”是男孩找朋友假扮的。

而事情的后续发展更令人匪夷所思：家长认为孩子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决定力挺孩子，于是聘请了一名真的律师，继续与学校交涉。

经历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曾经相信的“传道授业解惑”，可能并不适用于国际学校。在这里，总会有一些信奉西方教育的学生和家长，把老师看作压制个性、侵犯人权的洪水猛兽。

说到底，还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有误，总把自己当成是“教育工作者”，其实，我和那些帮学生做题的AI机器人没什么两样。

“老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虽然很多家长选择国际学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轻孩子压力，但毕竟身处教育内卷的大环境，自己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真正放下对“高分”和“名校”的执念。

在国际课程体系下，老师的角色和体制内很不一样：我们不仅是提高学生成绩的“教练”，同时还是给学生打分的“裁判”。这些分数最终都将用于申请国外大学，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的游戏规则复制到国内，一切就变得“中国特色”起来：学生和家长会想尽一切办法向老师“要分”，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焦虑中。

这些家庭往往社会地位高、人脉资源丰富，为了把孩子的成绩刷高，几乎“不择手段”。

来找我要分的家长不胜其数，有人搬出校长，有人搬出董事。最夸张的是一位从未露面的神秘爸爸，也许自恃身份贵重，不想随便加人微信，他和我的对话都在孩子妈妈拉的微信群里进行，为了说服我多给孩子一分，这位爸爸特意提到：“孩子的爷爷和某院士睡过上下铺。”

面对家长的“围攻”，我经常感到很无奈：虽然分数是老师打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更改，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有着客观且严格的评分标准。

相比之下，学生们来要分的姿态，已经显得可爱多了。

有男生追着我给他加平时分，被我拒绝后，愤怒质问道：“亏你为人师表，给我打这么低的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还有女生因为我打的课堂表现分太低，直接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最开始，我还会被这些学生的态度激怒，但现在我好像逐渐理解了他们微妙的心态。

我记得自己上高中时，老师总说：“如果我知道高考考什么，就把答案告诉你们，让你们都考满分。”

而现在，在国际学校当老师的我，的确知道“高考”考什么，却不能给所有学生满分。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更像同一战壕的战友，并肩奋战、目标统一，共同面对一个叫“高考”的敌人。

而在国际学校，老师既需要教授知识，又负责评价学生，但学生和家长显然并不习惯这样的关系，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严格的“教练”，但不能理解一个冷血的“裁判”。

“服务员，把你们经理叫来”

在国际学校，每个角色仿佛都在被中西价值观的差异撕裂着，我也是在一次次三观受到冲击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定位。

与其说我是一个老师，倒不如说，我和学生之间，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学校是开门做生意的，家长和学生是至高无上的客户，老师是服务员，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该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有家长请老师写推荐信，要求老师着重夸奖孩子的三大优点，老师提出，能否写另一个自己更有感触的优点，家长淡淡地驳了回去：“其它优点我已经‘安排’别的老师写了。”

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一旦老师不能满足家长的要求，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那我找你们校长说说吧。”就像是在餐厅和服务员对话，一言不合，“那就把你们经理叫来吧。”

校方深谙此道，每当有老师和学生发生冲突，年级组长就会苦口婆心地劝导老师：“我们一定要微笑服务。”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简直觉得屈辱，但同事安慰我：“在这里工作，你要时刻谨记，只要不接到家长和学生的投诉，学校就不会找你的麻烦，其它事情何必那么在意呢？”

当然，做老师的这一年，我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十六七岁的孩子终究是单纯而可爱的，无论接受哪一种教育，都有独属于这个年龄的活力和叛逆。

而置身于中西方两种价值观夹击下的国际学生，往往会比同龄人更成熟，也更迷茫和脆弱。

随着“留学”成为了越来越多中产之家的标配，我接触的很多家长，可能并没有做好接受不同文化、不用课程体系冲击的准备，就把孩子送进了国际学校。

事实上，这条路既不是逃离应试教育的捷径，也未必是金光灿灿的坦途，相反，它对家庭和学校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