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深圳墙体广告 抗战迸发后，我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短兵相接，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但长期以来，总有人指责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降低敌后战场的奉献。本来，这种论调早在抗战时期便非常“流行”，并且因为国民党其时实施紧密的新闻封闭，致使外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状况一向缺少了解，使不少人产生了误解。
　　1944年，外国驻华记者获准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基督教科学告诫报》上撰文说：“在封闭线后边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火热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歹意的诋毁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洗着自个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书《赤色我国的应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用了很多的资料，证实中共部队在英勇作战。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牢靠得多。”
　　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回国后在《北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当大家想起共产军以云泥之差的下风对立敌人时，共产军的成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延安听他们讲的时分，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我到了沦陷区，与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共处了两个多月，我亲眼看见了他们攻取并损坏敌人据点与碉堡，因而，我得到了一个坚信，即是：共产党的讲话是绝没有故弄玄虚的地方的。”
　　继中外记者团以后，美国《纽约时报》驻我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拜访。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以为中共军队确实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下降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解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谢与赞扬。”
　　1944年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是抗战时期世界舆论界对共产党根据地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集中采访活动。经过这次采访，他们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状况传播出去，使世界社会对中共抗战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