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高墙广告  “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是自贸区的最大特色，在自贸区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创新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均有可能出现法律上的瓶颈问题，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天津自贸区保驾护航，促进天津自贸区法与制建设，本文笔者通过回顾我国现代法律体系创建过程，借鉴上海自贸区建设经验，结合天津市的地缘区位、主导产业及多重机遇的性质，提出天津自贸区“法与制”建设应该有三个重点突破：一是“法以宽、对接英美”；二是“制于效、多维便利”；三是“管有度、降险减负”。
　　清末修律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特有的中华法系。延续到晚清，中华法系已经扩张成极为繁琐的“大清律例”，但中华法系的“政”、“法”不分，就会时常出现不懂法律的“荒唐县官审糊涂案子的情形”。当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国门后，越来越多的“涉洋”官司，由于我们的法律无法与西方法律接轨，我们的国家国人吃尽苦头。而西方列强还借口我国法律中的残忍、缺乏对外国人的保护等，要求在中国有独立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这导致一些洋人在中国作恶，无法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列强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领事裁判权在中国扩大，各类“外夷”仗着治外法权的庇佑，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涉洋”官司中，国人与政府吞下诸多苦果。这就迫使清政府重新审视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考虑如何收回领事裁判权。
　　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必须从修律入手。因此，1902年3月11日和5月13日，光绪皇帝两次谕旨：“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形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将此各谕令告之。”“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命沈家本（当时的刑部侍郎）、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当时盛宣怀代表政府与英国的通商谈判），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完呈览，候旨颁行。” 从两道谕旨内容看，朝廷除了按惯例“修律”外，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交涉情形增加专门法条，并实现中外通行。所以清廷的修律初衷，一是对“备极精详”的《大清律例》进行“合时宜”的修正；二是补充新法条。要达到中外通行的目的，并收回治外法权。
　　沈家本受命后，经过两年筹备，迈出实质性修律的第一步。切入之点是率先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重法。消除重法的核心（对今日的执法仍然有意义）：一禁残忍死刑，二禁荒唐审判，三禁谬辱惩罚，四禁野蛮审讯，五禁虐待囚徒，六减死刑范围。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沈家本随后的司法改革“创设了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宏远架构。”其改革宗旨是：“服务立宪”。在顶层设计方面，选择了“德日”为主的“大陆法系。具体的改革：一是比照各国法律，提出司法与行政分立，行政权下放；二是提出刑法为体、诉讼为用，并设审判员和律师；三是刑事与民事分开；四是按立宪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五是设计了“罪刑法定”、审判公开，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上述的司法改革，核心是改革官制。除了摒弃传统的、诸法合体的旧制和“比附缓引”的繁琐之弊外，行政与审判要彻底分开，法律体系要“中外通行”。这是收回治外法权的关键一步。沈家本改革司法的核心思想：“宪法精理，以裁判独立为要义”，这也是宪政之始基。1910年，《大清新刑律》在晚清资政院渡过难产大关。此刻也基本上埋葬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律体系。
　　自贸区建设核心：试制度 试规则 试模式
　　中央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初衷，可将其概括为“国之六试”。即：一试如何构建能与国际充分接轨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二试如何构建高效的“服贸”便利体系；三试国民待遇条件下的“负面”控制；四试放开金融管制后如何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五试在自由环境下的“多维创新”，探寻创新型国家的原创动力；六试在全球同台竞争中，如何实现我国产业的“调（结构）、转（移）、升（级）”，并带动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能与国际充分接轨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系”、“高效的服贸便利体系”、“国民待遇条件下的负面控制”及“金融风控”的核心，都有法律层面的探索，而且要与国际接轨。
　　我国自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核心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活跃生产要素和打开国门。在前20年，我们的前两项改革进展比较顺利：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生产要素从农民的包产到户，到通过国内巨大的市场完成了外部先进技术的引进。但是我们的贸易开放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以数据为论据：1999年，改革开放20年时，我国主要港口的外贸吞吐量只有大约4.3亿吨，而我国加入WTO的15年中（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港口的外贸吞吐量达到35.9亿吨。可以说我们前20年的开放，遇到的是巨大的贸易壁垒。这主要是我们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没在一个频道上。
　　突破了WTO的贸易壁垒，我们的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环渤海为例，2000年时，环渤海港口群中，没有一个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超过亿吨，而到了2014年，环渤海港口群中，有10个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超过亿吨，其中：天津港突破5亿吨，青岛、大连、唐山突破4亿吨。环渤海港口的外贸吞吐量，由2000年的2.27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13.13亿吨。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频频向中国发难，先是设置层层的技术壁垒；随后是设置环保壁垒（也可称为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等。尤其近几年，美国主导的TTP和TTIP（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投资贸易协定），将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负面清单管理等新老议题，重新整合并抬高了标准，大有替代WTO另起炉灶之势，领导全球的投资和贸易，并按照美国新制定的游戏规则，参与全球的竞争。
　　上述的各种发难，每个环节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商业、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优势规则，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它不同于19世纪，靠“船坚炮利”武装侵略的时代；也不同于20世纪靠“核武”与军备竞赛来谋求世界霸权的思维，21世纪的侵略与掠夺是“隐性”的，是通过占领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和钻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漏洞，而一次次从发展中国家身上“剪羊毛”。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竞争，给了我们更深刻的启示，即：21世纪，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不是战争，而是商业和站在商业背后的规则、技术和资本。例如：高速发展、快速扩容的跨国电商，其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搭台众筹、多维支持（互联网+规则+物流网）、融资掮客”。而且当其规模发展到足够大时，就可以绑架银行，甚至绑架国家政策，这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
　　搞清了世界经济近几十年的演化过程，并且当新的竞争背景与竞争对手出现时，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使命就更清晰地浮现出来。而法律层面上，设计制度框架、制定游戏规则和设定市场“不准入”的内容，就成为自贸区的核心部分。将其归纳为：“试制度、试规则和试模式”。其中：试制度的重心将会落到在更开放的领域如何控制系统风险、探寻最优发展路径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等方面；试规则的重心将会落在如何更便利，实现更开放，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推动国家经济结构的“调转升”方面上；试模式的重心是推出“负面清单”管理，并在自贸区试验“准入前国民待遇”条件下的新管理模式，核心是先告知“什么不能干”，而对过程管理大幅度简政放权。
　　天津自贸区法与制建设的三个重点突破
　　借鉴上海自贸区法治建设经验，结合天津市的地缘区位、主导产业及多重机遇的性质，天津自贸区在“法与制”的方面应该有三个重点突破：一是“法以宽、对接英美”；二是“制于效、多维便利”；三是“管有度、降险减负”。
　　第一，“法以宽、对接英美”。我国的司法体系，经过1905年—1911年的改革，完成了中华法系向大陆法系（也称欧陆法系）的过渡。然而大陆法系在我国沿用至今，仍然有诸多水土不服的地方，这就是我国在有的领域都会出现“法立则死、放开就乱”的局面。尤其是对于很多新事物，事还没干，细则定了一大堆。所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重在确定立法原则，至于管理细则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完善。而需要填补的管理空间，可以用类似仲裁委员会的组织，对各种新出现的事务给予裁定。这样就可以给试验区一个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而对接英美，主要是考虑英美两个国家属于海洋法系，其在自贸区管理上有比较好的灵活性，尤其是衡平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既然我们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就绕不过海洋法系。所以天津自贸区在这方面，应该多加强力量，寻求重点突破。
　　第二，“制于效、多维便利”。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所有制度，都应该围绕“便利”这个主线去设计。“便利”是全球各种资源要素高效聚集的基础；“便利”是与国际化更好接轨的桥梁；“便利”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润滑剂。所以制度好不好，关键看运行效率。而从“维度”方面进一步解析，首当其冲的是服务贸易便利化；其次是金融流转的便利化；第三是货物流动的便利化。要实现这些“维度上的便利”，离不开法律保障与制度设计。所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变迁，必然会首先触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除此之外，如何在多重机遇叠加条件下进一步放开市场、盘活资源、凝聚优势，探寻发展路径等，也是重点试验的内容；更高层次的，是如何重点推动技术、金融、产学研融合等方面的创新。
　　第三，“管有度、降险减负”。对于天津自贸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既然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抓好了、抓对了就是机遇，没抓好、没抓对就是风险。所以对自贸区的“管”，一定要有度，要有不能出现系统风险的底线，要有消减“负面”影响的机制，要有控制经济运行大幅波动的手段。具体地说，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可重点试验“金流”的“融、投、沉、转”及整个流程的系统“风控”，更复杂的是试验金融衍生品和衍生工具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正常流动的影响。例如：最近我国A股市场的大幅波动，说明我们的金融“风控”体系存在被金融衍生品攻击的漏洞。所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搞一个独特的“自贸融资”板块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