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墙体广告 V 刻有“刘贺”二字的玉印
　　刘贺墓在文献,和方志中其实不断有明白的记载和称号———昌邑王冢，且“海昏侯墓”这一称谓已用于浙江千载沈戎墓，南昌若再以此命名，有重名之虞。因而将这座墓称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与文献、历史的违犯———似乎能够作为这座墓名的第一选择。
　　2015年秋，在历经5年的,开掘后，江西南昌新建县海昏侯墓一经音讯披露，很快即以保管根本完好、陵园明晰、遗物宝贵而惹起各界关注。其墓主也在2016年3月因“刘贺”玉印的发现,而被宣布为先是昌邑王、后为汉皇帝、再为海昏侯的汉武帝之孙刘贺。
　　凭仗曾经为帝而最后为海昏侯的阅历，刘贺的记载要远多于大多汉代列侯。据文献记载，刘贺之父刘髆是汉武帝最溺爱的李夫人所生，天汉四年（前97 年）被武帝立为昌邑王，在雄才大概的汉武帝的六子中，刘髆年龄最小。在汉昭帝逝世后，因其“亡嗣”而需求择子为帝。在经过一番抉择后，当时已为昌邑王的刘 贺就侥幸地登上帝位。
　　固然刘贺的生年史书未载，但从相关记叙推断，他大致出生于征和二年 （前91年）左右，即位时在19岁左右。不过悲剧的是，刘贺即位仅27天后即被“群臣”所废。而其被废的缘由，不同的文献近似的记载为淫乱，只要 《汉书·五行志》 以为刘贺失国是因其“狂乱失道”、“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
　　刘贺被废，臣下言“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被太后所止，“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在被褫夺爵位后，刘贺没有回到之前的昌邑王，仅在昌邑 以“二千户”“汤沐邑”生活。而继之即位的汉宣帝不断警觉地监视着刘贺，直到肯定“贺缺乏忌”后才在元康三年（前62）“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 户”，不过规则刘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使刘贺不只不能回京朝觐天子，更不能拜祭宗庙，成为一个不完好的列侯。
　　到豫章就国的刘贺，不断生活在宣帝的监控之下。几年后在从扬州刺史那里得知“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后，宣帝马上“制曰：削户三千”，使刘贺仅余千户食邑。很快，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逝世，豫章太守廖倡议海昏侯除国，朝中“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
　　刘贺死后如何掩埋，这在汉史文献中没有明白记载，但在略晚的文献却有隐约记叙。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公元260年在“高尚乡公卒” 后，“皇太后令曰：……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与此相同的记叙尚见 《晋书·帝纪》及后世转引。这里“亦宜以民礼葬之”的“亦宜”标明，在刘贺逝世310年后的曹魏时期，社会上层还传播着刘贺以庶人“民礼”掩埋的记忆 ———这与海昏侯刘贺墓的宏大差别甚值深思。
　　而随着位于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墎墩的海昏侯刘贺墓的开掘，这座墓终究该如何称谓也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比如说，在媒体的报道及相关引见中，就呈现了“南昌西汉大墓”与“南昌海昏侯墓”等不同的称谓。
　　普通而言，在一座墓葬开掘之后，假如这座墓原来没有传播下来确实定的称号，那开掘者就可据其所在的小地名对其命名，如“大云山汉墓”、“双乳山 汉墓”、“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等等；也能够依据墓葬的时期及墓主的身份对墓葬定名，如“西汉中山王墓”、“南越文王墓”、“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等等。 但若一座墓葬原来已有过去所遗留的名字，那问题就会复杂一些。如经开掘证明其原名有误，那么开掘者能够重新命名，也能够在原名已成地名的状况下，对该墓的 旧有称号不改而遵称不变。
　　目前大家理解最多的，也是最著名的在开掘后没有改名的墓葬，是如今用来与海昏侯刘贺墓作比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开掘前，这座墓被传为是五 代马王之墓，故名为马王堆 （1950年代夏鼐先生已指出其为汉墓），在1970年代初经开掘肯定其时期为西汉、墓主为轪侯而与马王无关后，当地不断还是以马王堆汉墓来为名。
　　但无论如何，过去不断都极少见到如“南昌西汉大墓”等以省会“南昌”的大地名来命名的先例———这违犯了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以尽可能扫除重名的学术传统。
　　那它叫“海昏侯墓”能否适宜？　我觉得亦有不妥。
　　首先，刘贺墓在文献和方志中其实不断有明白的记载和称号———昌邑王冢。如《安定御览》卷549“礼仪部”引《异苑》谓“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 昌邑王冢”。正德《南康府志》卷7“建昌县”下有“昌邑王墓”，言其“在县西六十里，汉昭帝封贺为昌邑王，卒葬于此”。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22有“昌 邑王墓”，言“昌邑故城有大墓一所，小坟二百许。志云，豫章有百姥冢，葬昌邑王妾处”。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17也有“昌邑王墓”，“在建昌县北六十里 昌邑城内，有大小二冢”。
　　从这些记载看，最少从《异苑》 成书的南北朝时开端，或至少从传方志较多的明代开端，刘贺墓的称号已固定为“昌邑王墓”并成为地名。刘贺原为昌邑王，之后皇太后在刘贺被废后也将“故王家 财物皆与贺”———现墓葬开掘中“昌邑”为名的器物应与此有关，而文献中不只张敞在向宣帝汇报刘贺的状况时以“故昌邑王”称之，宣帝诏书也谓“封故昌邑王 贺为海昏侯”，从这些状况看，固然刘贺从天子被废后已不是昌邑王，但当时人还是以昌邑王称之———最多称其为“故昌邑王”。因而南北朝以来将刘贺墓名为 “昌邑王墓”的称号应该无误。
　　其次，齐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奉诏撰《宋书》，在其自序中讲“汉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为海昏侯，辞不受，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说的是 东汉光武帝时曾封沈约之祖沈戎为海昏侯，但其不就而避地乌程。但沈戎虽未就海昏侯，而其墓却不断以“海昏侯墓”为称，如宋乐史《安定寰宇记》卷94“江南 东道”、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4、明李贤《明一统志》卷40、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 卷289等等，均载乌程县“金鹅山”上有海昏侯墓。因而，我们固然晓得这座墓并不是真正的海昏侯之墓，但“海昏侯墓”这样的称谓事实上用以指称浙江的沈戎 墓已千载，那南昌若再以“海昏侯墓”来命名，难免有重名之虞。
　　第三，刘贺虽封海昏侯，但历代方志中的海昏侯所居之城的名字却为“昌邑城”。如宋乐史《安定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四”、宋王象之《舆地纪 胜》卷26、明陈霖《（正德）南康府志》卷7、明李贤《明一统志》卷49和52、明陆应阳《广舆记》卷12、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38等等，均大 同小异地谓“昌邑城，《豫章记》 汉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为海昏侯，东就国筑城于此”。直至今日，在墎墩汉墓左近尚有“昌邑乡”的地名存在，这就阐明刘贺海昏侯国的侯国城的称号应为 “昌邑”。
　　第四，若从前引方志看，其所言的“昌邑王冢”位于“昌邑城”一带、主墓外还有小墓若干———至少有大小两座墓的特征，恰与目前在南昌市新建区海 昏侯墓勘探开掘的状况完整分歧。因而将这座墓称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与文献、历史的违犯———似乎能够作为这座墓名的第一选择。
　　当然，假如以为刘贺在豫章时是海昏侯而非昌邑王，将其名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存在一些在今人看来名不副完成象，那我想能够按谢旻《（雍 正）江西通志》卷110“海昏侯刘贺墓，在建昌县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有大坟一所，小坟二百许，旧称百姥冢”的记载，将此墓称之为“海昏侯刘贺墓”。这不 仅于史有征，而且也与开掘相合，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需求指出的是，在海昏侯刘贺逝世后，虽被除国，但后汉天子还是为了表示宗族和睦而绍封其后，重新设置海昏侯国。直接名这座墓葬为“海昏侯墓”而 不添加墓主称号的话，就会与其他代海昏侯墓呈现抵触。因而，要是不名此墓为“昌邑王墓”而名“海昏侯墓”，那添加墓主的名字，称“海昏侯刘贺墓”，可能会 愈加明晰一些。
　　当然，也应指出的是，与考古发现海昏侯刘贺墓根本未被盗掘的状况不同，在 《安定御览》 卷549“礼仪部”引《异苑》 中谓，“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这是昌邑王墓被盗确实切记载。在这则文献中，“豫章”的地名提示此“昌邑王 冢”应非远在山东的昌邑王刘髆之墓，就是说，它应是与位于古豫章今江西境内的海昏侯刘贺墓有关。但这条文献约略，“胡家奴”所“开”的“昌邑王冢”终究是 不是刘贺墓，有待更多的材料才干加以判别。